《日知录》三则教学参考

    2．《著书之难》与《文人之多》立论之异同

    这两则札记可作比较阅读，它们的立论有异有同。相异之处是：《著书之难》以著述为话题，从正面立论，说“难”是高标准严要求，是为了与“后人之书”的“易”作对比。《文人之多》是以人为话题，从反面立论，说假“文人”多，正是要揭示真“文人”少。相同之处是：《著书之难》与《文人之多》所强调的主旨具有一致性，借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两种文人

    《文人之多》中，涉及到两种文人概念，是否“识经术”“通古今”成为这两种文人的标志。实际上，班固的《汉书》始设“儒林传”，为五经博士立传；范晔的《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另设“文苑列传”，为工于诗赋文章的文人立传。这样，从史学传记上，就区分了两种文人。精通经术的，归于儒林；擅长文学的，归于文苑。但是不是治经者就一定值得赞赏，为文者就全都不值一提呢？作者的立论是否过于极端？对此，可展开讨论。从汉代到清朝的经学家，很多人过分注重章句之学，根本不顾全篇旨意，有舍本逐末之弊。李白有一首著名的讽刺诗《嘲鲁儒》即言：“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另一方面，文学家也并不是普通的“醉汉”，文学除了它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它反映社会现实的认识功能，不可一概抹杀。

    4．三种语言风格

    这三则札记，主旨相同，内容相关，但在语言风格上却不尽相同，表现出作者行文风格的多样性。《文须有益于天下》堂堂正正，立论鲜明，锋芒毕露，言辞掷地有声，足以惊世骇俗；《著书之难》则委婉曲折，叙议结合，慢慢铺陈，水到渠成；《文人之多》则感情炽烈，执议偏激，声势夺人，一气呵成，其中不乏尖刻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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