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教学参考

    据以上分析可见，作者虽然立论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而且把重点稍稍落在了对写无益之文的批判上。

    著书之难

    《著书之难》是《日知录》卷十九的第三篇，以考察子书演变的轨迹为缘起，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自成一家的独立创作的可贵。作者首肯《孟》《荀》，后及《老》《庄》《管》《商》诸书，不难看出他以儒家著作为上的评价准则；《孟》《荀》而外，列《老》《庄》于《管》之前，不以年代列次，亦见出他对《老》《庄》的称赏。然后捻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指出它们是杂取诸子，“汇而成书”的，所以不能自成体系，子书因此“一变”，遂流毒千古，成为后代没有独创性个人著述的滥觞。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实际上，作者在《日知录》题辞中为自己写作确立的原则，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时人能达到吗？作者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对此，顾炎武避而不谈，又转而援引古事，继续申说。他祭出的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意，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般的文人作品，哪怕是杜诗韩文。因为有情感的倾向寓注其中，作者竟避开质量问题不谈，却对两位作者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最后，作者又把目光移回近世今世，指出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顾炎武在《与人书》（十）中说：“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他认为自己的《日知录》是“采山之铜”，必发前人之所未发，是灿然一新之作。

    顾炎武一向以“六经”为旨归，但对于诸子百家之学，也兼容并包。在这一条文字中，他于《孟》《荀》之外，还肯定《老》《庄》等六家之言，体现出他融经通史参之诸子的治学理念。这则文字，以古证今，大有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之慨，表现了他复古主义的情调。其中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尺度标准、爱恶褒贬，颇寓春秋笔法，学习时要仔细体味。

    文人之多

    《文人之多》并见于《日知录》卷十九，是顾炎武议论“文人”的著名篇章，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韩昶生于徐州的符离，故小名曰符。全诗为五古，54句270字，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则如秋水池塘，朝满夕涸，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可以说，韩愈这样的论调是颇合顾炎武思想的。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刘挚为北宋中后期人物，历仕仁宗、神宗、哲宗诸朝，曾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等职。他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初仕，任南宫（今河北省南宫市）县令时，为民请命，上书朝廷，大幅度提高了绢、棉折合税钱的价格，百姓感恩戴德，泣呼“刘长官活我”。顾炎武所引之语，出自《宋史》刘挚本传，其文曰：“挚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少好《礼》学，其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其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顾炎武在《与友书》（十八）中谈到，他“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可见他对这句话感受之切，赞赏之深。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见于《法言·问明》，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明朝乃至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时的三个人物。陆文裕，即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卒谥文裕，上海人，明代著名藏书家。刘文靖，即刘健（1433—1526），字希贤，卒谥文靖，洛阳人，明孝宗时曾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政。弘治十一年（1498）任首辅。空同，即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李梦阳是当时诗坛的领袖人物，主张古体学魏晋，近体学盛唐。《明史》刘健传说，在当时海内人士皆扺掌谈文学时，刘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文中提到的“吉士”，即“庶吉士”，也称庶常，名称取自《尚书·立政》中的“庶常吉士”，是中国明清时代供职于翰林院的短期职位，在新科进士中择其优秀者担任，有“见习”之意，目的是让他们在翰林院内学习深造，然后再授各种官职。陆深在《停骖录》一文中，记叙了当初自己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与众人一同拜访刘健的情景。刘健对这些庶吉士说：“人学问有三事，第一是寻绎义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经纶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他认为，作诗就是作到李白、杜甫的地步，也无济于世，李杜不过是两个醉汉。另外，李梦阳在《论学》一文中也提及刘健“李杜，只是个酒徒”的观点。对此，李梦阳颇不以为然，加以辩驳，所以本文有“空同大以为不平”之语。行文至此，语气渐缓，而意味深长。

最后一段，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的话，再次表明顾炎武崇尚实用的思想。欧阳修为北宋一代文宗，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未名之时，多得到他的称扬。但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任开封府尹、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考核天下兵马及屯戍部队，察其地理位置，画为图籍。他被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县令时，发现旧案错误颇多，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由此可见欧阳修对政事的关心，也可看做他对“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观念的践行。

这一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的话虽不多，却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问题研讨

    1．“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精神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在《卫灵公》篇中，孔子对子贡也说他并非“多闻而识之”，而是“一以贯之”。如果说孔子以“忠恕”“仁”“礼”等思想贯穿始终，那么，顾炎武则是以“经世致用”为其信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课文节选的三则札记，在《日知录》中编次相近，是顾炎武论文章及文人的经典段落。《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纪事，文以揭示民间疾苦、称扬善行，从正面立论，从反面申述，旗帜鲜明地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著书之难》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述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在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文人之多》主张“识经术”，“通古今”，去华就实，从养器识的角度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唐宋以后，著作泛滥，文人之多，文风浮华，都是作者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所以首先要端正创作态度。虽然，比起顾炎武那些论述“治道”的札记，他的文论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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