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教学参考
1．海明威及其创作
海明威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都在历险：他当过战地记者，打过仗，负过伤；在和平年代里也不安分：斗牛、狩猎、捕鱼、驾驶巡逻艇和飞机，直至最后以一杆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年少时即因痴迷拳击而导致一只眼睛永久失明；他两次参加世界大战，获过十字军功章、银质奖章、勇敢奖章和铜星奖章。他因膝盖被打碎而开过12次刀，取出237块碎弹片；他擅长钓鱼，曾钓过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简练明快，《白象似的群山》《杀人者》《印第安营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长篇代表作有《丧钟为谁而鸣》《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他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了在欧洲参战的青年流落巴黎街头的生活情景，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他也因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1954年因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
“迷惘的一代”，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派别。它不是一个有统一组织、共同纲领的文学集团，甚至初期连名称都没有。现有的这一称呼，出自侨居巴黎的美国老一辈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之口。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他把斯坦因讲的这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此后，“迷惘的一代”即被人们所承认。
所谓“迷惘的一代”，意思是指由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而不知该怎么办的一代。在20年代初期，美国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思想感情相近，文艺创作倾向也约略相同。这些人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初受着军国主义狂热的驱使，带着玫瑰色的幻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战争中，他们所看到的尽是残酷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他们的幻想破灭，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他们憎恨战争，但不知如何才能消灭战争，心情苦闷，对前途感到茫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危机，又加重了他们心灵的空虚和苦闷。他们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只能消极逃避现实的斗争，躲到个人的小天地里去，企图用爱情、友谊、寻欢作乐来解除精神的痛苦，想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使自己振奋起来。但这种消极遁世的思想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反而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
2．内容与题旨
写战争的小说举不胜举：《战争与和平》《九三年》《双城记》……就连海明威自己也有许多长篇佳作如《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相比之下，《桥边的老人》实在是一篇小品：仅由一幅画面、一段对话构成，格局之小，笔法之简练，在宏大战争主题的小说林中，可以说微不足道。然而，这个短篇小说格局虽小，意蕴却深。
第一单元叙述[]第一单元叙述短篇小说不可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对社会历史作壮观的描写，它只能选取一个小角度、小片段，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有意义的主题来。《桥边的老人》仿佛一个小小的窗口，显示出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性的善良──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和平的渴望。
小说通过“我”之眼，通过“我”与老人之间的对话，将老人的内心之痛刻画入微。尽管没有一句带有情绪化的语言，却令我们感觉到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热爱。对话始终围绕着“动物”做文章。在不长的篇幅里，小说反复出现着这样的细节：老人三次唠叨着“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作者在强调什么呢？在老人的话语里，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在他孤独的垂老之年，只有几个动物与他相依为命的晚景。然而，残酷的战争使这一点温馨都无处存身，一无所有的老人在炮火中不但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最后几位可依靠的伴侣。前景的悲凉显而易见，这也许正是老人并不急于逃离，也并不惧怕战火临近的缘故。也许我们会说，在这样的战乱之年，人人自危，只求自保，又何必去考虑动物的安危？可是，当你的生活中连亲人都没有，只有动物相伴相依时，动物就如同亲人一样了。在人们自顾自的逃离中，动物是最无助的。它们被抛弃，无辜地面对人类制造的战火，对人类的仇恨一无所知。战争的双方，有谁会关注生命的被扼杀被销毁被剥夺呢？在老人眼中，这却是世界的价值所在。
小说取材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共和政府军和法西斯佛朗哥的叛军展开激战。海明威不但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一起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的捍卫民主、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作为战地记者三次深入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与前两部反映战争的作品不同，《桥边的老人》关注的不是英雄、正义，也不是“主义”、政治，而是战争中的小人物和弱者。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残酷的战争来了，将家园、亲人都无情地撕碎。在这里，战争成了作者的谴责对象，对生命价值的珍视更令小说充满了悲悯的力量。
3．叙述分析
小说一开始，是一段场面描写：一个老人独自坐在战火即将燃至的桥边，似乎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角度。只是随着第二段的进入，“我”的出现，才将叙述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视角中。然而，虽然用了第一人称，有“我”的参与，“我”却只是充当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观察者，并不发表议论和流露感情。原来第一段末尾的那句“他太累，走不动了”，以及“我”与老人的对话中插入的一句“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都是“我”的揣测而已。这是一种出自讲述者主观的认定，与“全知”的叙述角度不同，它是或然的、有限的观察角度。
这种叙述角度给了我们一种“亲历”的感觉，仿佛这是一篇来自战场的报道，一个真实的特写。这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叙述。作者在讲述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讲述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这篇小说的说话人是“我”，从小说的内容基本可以知道“我”可能是个战地记者，也可能是个共和军战士。由“我”来作为故事里的人物，可增加一些真实感和亲切感。小说完全可以用“全知”的视角，但作者却设置了“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来限制叙述的视角，这样就避免了作者的介入，显得比较客观。相比之下，《墙上的斑点》虽然用第一人称叙述，却对视角不作限制，“我”仿佛就是“上帝”，“我”眼中的世界似乎就是全部的世界，显得非常主观。《桥边的老人》与《墙上的斑点》里都有“我”，但前者中作者躲在幕后，生怕我们发现他；而后者中作者却总是在舞台上尽情表演，毫不介意暴露自己。
《桥边的老人》中的对话设计很具张力，由“我”的“劝离”与老人的“不动”构成两极，仿佛一场太极推手表演。文中“我”两次劝老人离开，但他始终没有挪动。老人难以动身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体力不支、疲惫不堪。另一方面，对家园的留恋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茫然也是使老人不想动身的内在因素。对于一个76岁高龄的孤独老人来说，在生命临近终点之际却失去了生活依靠和希望，求生的欲望自然减退，以至于可置生死于度外。
小说中的对话成为推动叙述的主要力量。这篇小说中人物几乎原地不动，除了对话没有其他动作；小说的情节也非常简单，它的展开主要借助于人物的对话。小说里的对话简单高效，蕴涵了所有该有的生动细节，反映出人物的个性和心理。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这一句接一句，仿佛踏实坚定的脚步，将我们一步步引向老人的身世。老人提到故乡便暂时忘记了眼前艰难凶险的处境并微笑了起来的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爱他生活的家园；呆在那儿照顾动物直到最后才离开的这个细节，又说明他对它们是多么不舍。离开自己深爱之物、让它们被炮火摧残，这种被迫和无奈何其苦涩和悲哀。老人没有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然而愈是平静，愈是微笑，就愈是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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