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分析诗中的意象“蛇”和“花朵”。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仅仅是诗人为了表达他的“寂寞”与“相思”之情而找到的“客观对应物”。其实不尽然，我在这里要探讨的是，“蛇”和“花朵”这些意象的文化含义。
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的考察，在原始社会，人类始则崇拜女性生殖器，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继则崇拜男性生殖器，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又进而运用文化手段给予写实式的再现和抽象化的表现，包括再现和表现男女结合的情景。例如，印度先民以莲花象征女阴，以颈屏膨起的眼镜蛇象征男根。[6]那么，冯至在该诗中同时使用的“蛇”和“花朵”这两个意象，是否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涵义呢？我想我们并不能如此草率地先下结论。
关于蛇，在《圣经》里也提到过。不过，在那里，蛇是一个引诱女人堕落的坏蛋。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古老的宗教故事：上帝创造亚当后，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他们二人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吩咐他们，伊甸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只有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摸，也不能吃，吃了必死。蛇唆使夏娃说，那善恶果，鲜美异常，而且吃了它，人就会心明眼亮，知善恶，辨真假，跟上帝一样聪明。夏娃禁不住诱惑，便果真吃了一个，感觉味道很好。她便又劝亚当也吃了一个。他们吃后便心明眼亮了。后来上帝知道了，便惩罚他们，让蛇变成现在的样子，在地上爬行，让夏娃要经受分娩之苦，让亚当要承受劳动和养家之累，然后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7]
根据宗教教义，这么一个故事是旨在告诫人类：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带有“原罪”，因此应该虔诚地信奉基督，以期赎罪。但如果我们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的文本。据
或许有人会对此推断提出质疑：如果按照以上的分析，应该是象征男根的“蛇”吃了象征女阴的“果”，这才隐喻两性结合，而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怎能断定他们二人发生了性关系呢？其实在这里，蛇这一意象起了两个作用：一，它是男根的象征物；二，是为了满足叙事的需要：本来，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已经犯了“原罪”，罪不可恕，因此为了不让人类感到罪孽太深而难以承担，便采用“曲笔”，将他们的犯罪说成是蛇诱惑的结果，这样就为人类减轻罪孽而找到了一个借口。其实，按照前文的分析，这则故事中的“善恶果”或“禁果”，也完全可以置换为“善恶花”或“禁花”，因为果与花都是女阴象征物，二者有“异质同构”的关系。
回到冯至这首诗本身，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蛇”衔来“一只绯红的花朵”这一情景，实际上就隐喻着两性结合，冯至在诗中所描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性幻想场景。关于这一点，
如果读者对以上的论断还感觉太武断、太牵强的话，笔者将从冯至创作该诗前后的心理状态方面，就此论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冯至生性怯懦、敏感、内向而抑郁。在创作该诗前后，他对异性极端敏感和饥渴而又求之不得，这使他在原有软弱性格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近乎郁达夫似的病态特征。[10]他对异性的渴求非常强烈，对异性的肉体充满幻想。一个少女的目光、面容就足以使他充满无限的遐想。有一次，他乘车时，发现一个十六七岁、面色苍白的姑娘倚窗而坐，他偷偷地注视着她，内心充满了渴望：“我对着伊那轻轻颤动的小嘴唇儿望了好久，我的狂野的心早已使我心里的手儿把伊抱住，使我心里的唇儿吻伊千遍万遍。”如果说这段文字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他在《祈祷》一文中则非常坦诚而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异性、对异性的身体的幻想：“我心中涌出一幅图画：中世纪的苦行僧人抑制不住沸腾的性欲狂吻画中圣母的嘴唇。”（冯至这个时期的另一首诗《寺门之前》，写一个出家多年的老和尚，在一个月夜，发现一具女子裸尸，他难以自持，颤抖地抚遍它的全身，还枕在裸尸上睡了许久。这简直就是这“一幅图画”的另一版本。那么，我们也可将这个老和尚看作诗人当时的心灵自况，它隐晦地表现了冯至强烈而畸形的性心理）“白天想着爱人的两颊、眼波和头发……夜晚，灯灭了以后，我躺在床上，我只是不住地往下沉、沉，沉入无底的深渊里——在黑暗中，我想到的是，是你的身体，是把我引到罪恶那边去的你那一部分身体。”[11]这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冯至对性的渴望，以及他关于性的白日梦了。
那么，在这心态下创作的《蛇》，其中隐含着对性的渴望，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当然，诗歌是一门含蓄的艺术。弗洛伊德早就说过，诗歌艺术的精华存在于克服使我们心中感到厌恶的后果的技巧。[12]相反，如果没有很好地将诗人的白日梦伪装的话，读者就会感到粗俗不堪而丧失审美情趣。比如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罪恶》里，有一首同名诗《蛇》，诗中写道：“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有条蛇垂下来，而这垂下的“最柔嫩的一段”竟被诗人敏感地联想成“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由于太直露，它激不起读者的审美快感。而在冯至的《蛇》中，诗人通过他的诗歌技巧，运用“阻拒性”很强的一些意象：蛇、月光、草原、花朵、梦境等，将他的性幻想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从而淡化了粗俗的一面，因而具有了相当高的审美品味。另外，冯至用“蛇”这一意象来表达他的寂寞和相思，其实也显示了诗人当时的病态心理。因为“蛇”的冰凉、阴冷、无声的潜行，给予人的只能是恐惧而神秘的感觉联想。在诗中，诗人竟说“蛇”是“我”忠诚的侣伴，还“潜潜地”向“你”走去，把沉睡中“你的梦境衔了来”。这些表现潜在地反映着《蛇》里没有正常人怀春的艳美，而是心灵严重受损者病态的、阴郁的抒情
其实，用“蛇”来隐喻性的作品很多。
冯至曾说过，他创作该诗是受到比亚兹莱的插画的启发：“画上是一条蛇，尾部盘在地上。身躯直立，头部上仰，口中衔着一朵花。”蛇口中衔着花，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其实就是两性结合的隐喻。冯至本人也似乎隐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比亚兹莱插画中的蛇“那沉默的神情，像是青年人感到的寂寞，而那一朵花呢，有如一个少女的梦境。”[14]要知道，冯至在北大听过周作人讲述英国人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和鲁迅讲述日本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不会不明白这一隐喻的。
问题是，我们能否断定比亚兹莱这幅画就是性隐喻呢？诚然，如果单从这幅画就下这么一个结论，确实有点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比亚兹莱的画风的话，我们是不难得出此结论的。比亚兹莱何许人也？他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画家，他的画风具有颓废的色彩，追求一种病态美，他的画里充满着肉欲的气息。比如，在《阿瑟王见了勾命鬼》里，他用一种怪异的细节扩散填满了整个画面，在画的左边湖岸上，以装饰性的手法画了男性生殖器的外形；在《吉尼维尔皇后当了修女》中，修女有着黑圈的眼睛、性感的嘴唇和堕落的表情；在为王尔德的名作《莎乐美》作的插画中，莎乐美被他画成了一个残忍、放诞的女人；在为杂志《黄皮书》第一卷作的封面上，他画的是一幅戴着眼罩的女子像，堕落而又性感。因而英国画家、评论家弗赖依曾预言：比亚兹莱将作为“恶魔主义”代表而出名。[15]比亚兹莱的插画在上世纪早期就传入我国，给我国文艺界带来很大影响，比如民国时期著名插画家叶灵凤就深受其影响。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便可以大胆而又合理地论断，冯至提到的比亚兹莱的那幅插画，其中的“蛇”和“花朵”都是性的隐喻，“蛇”口中衔着“花”就隐喻着性的结合。这和冯至《蛇》的构思是一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冯至是受到他的启发而得到这一构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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