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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散文阅读鉴赏（一）——准备,
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这三人都能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反复体察它们对自己心灵的触发和感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散文艺术最宝贵的抒情特性。他们三人的艺术探索虽然目的相同，途径却有差异。杨朔让散文向诗歌靠拢，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象，巧加铺垫，由实而虚，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戛然而止，显得曲折有姿，晶莹剔透。刘白羽让散文向政论靠拢，他观察日出、江河等景观时细致入微，描写时尽情挥洒，然后在关键之处升腾起理想的火花，让历史和现实交织起来，抒发无穷的赞颂和感叹之情，读来颇有几分雄辩的政论家的色彩。秦牧善于从知识宝库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借鉴了“杂文”的手法，围绕中心，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融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具有娓娓动听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有观点认为，由于杨朔、刘白羽过于“诗化”，过于追求“意境”和“形散神不散”的结构模式，作品难免显得做作，夸张、渲染得过了头。但散文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既可以热情地颂“美”，也可以冷峻地写“丑”，既可以精致巧妙，“形散神不散”，也可以“散”得自然从容，等等。
［三］
随着１９７８年以后政治环境的改变，散文创作也随着其他文学类别日趋繁荣。
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悼念散文。许多作家和非作家纷纷执笔撰文，缅怀悼念老一辈革命家，控诉“四人帮”迫害革命者的血腥行径。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但也有不少文质俱佳之作，如《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痛悼傅雷》（楼适夷）、《刑场归来》（公刘）等，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作家们没有长期地停留于对民族伤痕的哀悼，而是很快转入了反思和追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散文创作。八十余岁高龄的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对“文革”的性质、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切的反思：“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人到中年》）哀悼亡妻的长文《怀念萧珊》，把深切的反省、痛苦的内疚、真挚的怀念交织起来，更是感人至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巴金为代表的《随想录》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增加了不少新人。所谓“新人”，并非简单的“年轻人”的同义词。具体说来，包含了如下不同类型的作家：第一类是被平反以后复出归来的老作家，如萧乾、黄裳、吴祖光、邵燕祥等；第二类是各方面的学者、艺术家，如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周汝昌、吴冠中等；第三类才是散文新人，如贾平凹、梁衡、余秋雨、史铁生、赵丽宏等。
新时期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和文体的多元化发展。以散文的具体样式而论，由于改革开放的迅速进展，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矛盾，报告文学空前繁荣，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很有“轰动效应”，如８０年代初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大雁情》（黄宗英）、《船长》（柯岩）等。由于拨乱反正对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了新的历史评价，加上我国向来有“以史为鉴”的宝贵传统，遂使回忆录和人物传记蓬勃发展，给了读者崭新的启示和强烈的震撼。而传统上的抒情散文、游记、随笔等散文形式更是如同雨后春笋，生机勃勃。随笔类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更是佳作迭出，绚烂至极。这类散文继承了五四时期“小品文”的传统而又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内容不再是纯粹的身边琐事，而是琐事不琐，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由近及远眺望人间的窗子；表达方式不再是一味的絮语和闲话，而是综合运用了叙事、摘录、议论、抒情等因素，显得格外活泼多姿。
杨绛的《干校六记》一书写自己随丈夫“下放”干校的种种遭遇，所用的几乎全是叙述的语气，对外界的一事一物之微，内心的一喜一惊之状的描绘，都显得具体逼真，历历在目。孙犁写了不少寓至情于平淡的佳作，在对往事旧人的回忆中，流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痛切感慨和饱经忧患的“残破”意识。
从思想感情的表达和语言行文的风格来看，杨绛、孙犁等老作家所继承和发扬的是五四时期“立诚”“写实”的宝贵传统，是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主流，而又显得更加详尽绵密（如杨绛），苍劲淡泊（如孙犁）。
梁衡的散文追求“大气”。他爱写历史人物和山水游记，且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等，体现了强烈的现代理性和忧患意识。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系列散文，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陕南商州一带的历史传统、地理形胜、风尚变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余秋雨是年轻一代学者文化散文的代表。１９９２年，《文化苦旅》由知识出版社结集出版后，一时风行海内外。随后，他的《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掀起了“余秋雨散文热”。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在博大的文化视野和强健的文化精神下，瞩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兴衰荣辱和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命运的变迁，其文上溯五四散文的理性精神和启蒙传统，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理性精神的回归”中，“卓尔不群，后来居上”（楼肇明语）。
［四］
台湾散文作家多半来自大陆或为迁居台湾同胞的后代。其中如林语堂、台静农、梁实秋、苏雪林等人，赴台前即已卓然成家；稍微年轻的也在大陆接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吮吸过新文化运动的乳汁，如琦君师承夏承焘，余光中心仪朱光潜。更年轻的张晓风、三毛、席慕蓉等随亲属赴台时尚属少不更事，但他们的故乡之情却一直不能忘怀。
台湾的优秀散文可谓目不暇接，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抒情言志、状物写景之作分量最重，佳构最多，其中尤以思乡怀旧的作品最为刻骨铭心。“心悬两地”（指北平、台湾）的林海音忘不了北平的四合院，长期辗转于长江以南的余光中录下了江南连绵不断的“冷雨”，琦君“想念的是故乡矮墙外碧绿的稻田，与庭院中雅淡的木樨花香”（《琦君自选集》）。 总之，离乡愈久，思念愈切，此中苦楚非外人所能知，一旦发而为文，自然真挚幽怨，别具一番风致。第二，台湾散文家多半学历较高，视野较宽，对于经济起飞后人情冷漠、生态破坏的一面感受尤深，王鼎钧、琦君等人在这方面均有佳作问世。还有的远涉重洋，如余光中、陈之藩、三毛等，以中华学人绘异域风光，也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之作。第三，有些作家鉴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心的浮躁，便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的意识流手法，一改从容道来的传统文风，特意加快了行文的节奏，增强了语言的密度。余光中参观纽约帝国大厦的《登楼记》，便是一篇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的代表作。
香港散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代表作家有董桥、梁锡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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