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非花》赏析
白居易诗不仅以语言浅近著称，其意境亦多显露。这首“花非花”却颇有些“朦胧”味儿，在白诗中确乎是一个特例。
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非花”、“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
单看“夜半来，天明去”，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夜半来”者春梦也，春梦虽美却短暂，于是引出一问：“来如春梦几多时？”“天明”见者朝霞也，云霞虽美却易幻灭，于是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
诗由一连串比喻构成，这叫博喻。它们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诗词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贺铸《青玉案》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但这些博喻都不过是诗词中一个组成部分，象此诗通篇用博喻构成则甚罕见。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嘘名复何益”；后一例用烟草、风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问闲悉都几许”，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确的。而此诗只见喻体（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个耐人寻思的谜。从而诗的意境也就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了。
虽说如此，但此诗诗意却并不完全隐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编在集中“感伤”之部，同部还有情调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诗中写道：“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是《简简吟》，诗中写到：“二月繁霜杀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二诗均为悼亡之作，它们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销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与此诗末二句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连音情都逼肖的，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诗在集中紧编在《简简吟》之后，更告诉读者关于此诗归趣的一个消息。此诗大约与《简简吟》同时为同一目的所作吧。
此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兼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词对五七言诗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关，就在于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境的表现。在这点上，此诗也与词相近。这种“诗似小词”的现象，出现在唐代较早从事词体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笔下，原是很自然的。
《杜陵叟》赏析
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８０８年）的冬天到元和四年的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边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白居易是在元和三年刚刚担任左拾遗一职的，此时上书力陈旱情严重，民生疾苦，请求朝廷能够及时认真“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白居易的一番忠诚打动了宪宗皇帝，他不但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一道“罪己诏”。没想到，这一切到头来却成了一场闹剧，受灾的老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恩赐与救济，免除租税的诏书竟成了一纸空文。白居易在悲愤之余，忍不住提笔写下了《秦中吟•轻肥》和《新乐府•杜陵叟》两首诗。
作者自己在《杜陵叟》诗题下有一行自注，他的每一篇《新乐府》诗都有小注，以说明他的创作宗旨，有关《杜陵叟》诗，他写到，“伤农夫之困矣”，可见这首诗的内容是同情农民生活的困苦。那么这首诗到底是要伤农民的什么“困”呢？而这种“困”又是从何而来，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从诗歌的前半部分中，白居易写了两个使农民的生活受苦受难的直接原因，一个是上天的自然灾害，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灾祸。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新乐府》的序言中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宗旨，他说这五十首新乐府诗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正是出于这种“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的创伤动机，才使他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最底层的“卖炭翁”、“杜陵叟”们。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眼下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元和三年冬天到元和四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们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俗话说，堤内损失堤外补，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们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这真是“屋破偏遭连阴雨，船漏又遇顶头风”呀。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天灾之困”吧。
那么，面对“农夫的天灾之困”，他们的父母官又是什么态度呢，“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应该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这也就是后来人家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的头上的顶子”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杜陵叟”们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自然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了。没有办法，只好忍痛把自己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明年的生计可怎么办呀？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了！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你们叫我们怎么活呀？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记得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我们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自己本阶级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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