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教案2

　　那么导致这两种思维方式存在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而且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因此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对双方的有效沟通都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种思维差异，并且以此去指导行为，才能够使双方的交往更有效。

1．中国人与欧美人在思维方式的取向上具体有什么差异？

答：                                                                         。

2．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与欧美人的逻辑思维各自强调的重点有什么不同？

答：                                                                         。

3．尼斯比特从哪两个角度阐述了东西方思维产生的渊源和特性？

答：①                                 ，②                                  。

4．据文意，选出下列推断能够成立的一项：（     ）

A．“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

B．西方的分析思维要优于中国的辩证思维，因此中国人要善于向西方人学习分析思维。

C．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开创了古希腊文化，而儒教和道教则造就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D．在当今世界，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如果能做到求同存异，无疑必将加深彼此间的了解，也更能有力地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

【资料链接】

陈炎：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

说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首先是因为“诗”这种文化产品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着特殊地位。从春秋的“诗经”到战国的“楚辞”，再到汉魏的“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诗这种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不仅戏曲“以诗为词”，小说“有诗为证”，而且书法也要写诗，绘画也要提诗。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真正含义，是将“意境”作为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其次，说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不仅是因为诗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而且也由于以诗为灵魂的艺术精神影响和左右着艺术之外的文化产品。在感性活动方面，中国的体育并不以开发人的肉体极限为目的，也从来不陷入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而是在感性宣泄中强调理性的制约，在肉体的拼搏中注重智慧的较量。最能代表中国体育精神的不是足球，而是太极拳，它不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肉体迷狂，而是强调身与心的统一、气与力的和谐。直到今天，我们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强项大都带有艺术的成分，如体操、跳水、技巧之类，而在足球、田径等单纯感性较量、张扬肉体迷狂的项目中，我们则常常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说到底，中国人的体育观念和西方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人不仅要以力量、以速度为原则，更要以美为原则；而在西方人那里，即使是所谓的“健美”活动，也不惜为了考察人的肉体极限而将其变得畸形……在理性方面，中国的科学并不以开发人的理性能力为目的，也从不陷入阿波罗式的精神沉醉，而是使理性的运演不脱离经验的内容。正如中国的体育活动往往具有艺术特征一样，传统的科学活动也常常具有审美的性质。例如，张衡的“地动移”既可以看作是一件科学仪器，也可以看作是一件艺术精品；而传统的许多中医方剂则采取歌诀体。这同西方人将科学的发展引向逻辑化、思辨化、超验化的轨迹完全不同。

第三，不仅中国古代的文化产品渗透了艺术精神，而且中国古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着审美的品格。与依靠法律来约束人们外在行为的西方不同，中国古代主要仰仗伦理来调节人们的社会活动。《乐记·乐本篇》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样一来，“乐”这种广义的艺术，便不仅成了“礼”的合法补充，而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只有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才能够理解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意义所在。在“礼乐文化”的构架内，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要符合“礼”的规范，而且要具有“乐”的儒雅，即具备审美的特征。因此，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等手段来揭示宇宙、乃至上帝的奥秘时，自隋、唐而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首先应具备的素质。这种对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的美学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与儒家不同，道家是反抗礼乐文化的，但其“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逍遥精神更容易让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无论是在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还是庄子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都显得比儒家更加接近于艺术的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可以不懂天文、历算知识，但却必须用琴、棋、书、画来修养身心。这种特有的行为方式和休养方式，难道不正是“诗性文化”的显著标志吗？

第四，从信仰方式的角度上讲，中国的传统艺术的过分发达，在功能上有着弥补宗教信仰的特殊意义。我们知道，在具有宗教传统的西方社会，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起着引导人们走向上帝的中介作用。与之相反，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艺术的境界可以抚慰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性情，从而起着准宗教的功能。正因如此，被称为中国思想主要支柱的儒、道、骚、禅四家，无不以审美和艺术为其最高境界。孔子毕生“克己复礼”，但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道出了“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名言；庄子毕生“绝圣齐知”，但其“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的文章，显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楚骚思想自不待言，其中的神人、仙女并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审美的化身；佛教本来是从印度一带传入的宗教，但中国化了的禅宗却扬弃了其中的思辨内容和行为戒律，把它引向了充分自由的审美境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圣经》，但却有了《诗经》。这种“以诗为经”的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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