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等，1978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专题。在中国历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1957)、《唐宋铜镜》(1958)、《龙凤艺术》(1960)等文集以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专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二、《从文自传》序（沈从文）
这个《自传》，写在1931年秋间，算来时间快有半个世纪了。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当时年龄刚及30，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的，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笔看来容易，要自己点头认可却比较困难。因为前后20年，总是把所写作品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看待，不大在成败得失上注意。这个《自传》的产生却不同一些。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因此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写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过上海交了卷。过不久印成单行本后，却得到些意外好评。部分读者可能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还不过关的一本“顽童自传”而已。书中前一部分学生生活占分量过多。虽着重在反对教“子曰”老塾师顽固而无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读者可能只会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到他们读我作品时，时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后一部分写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灾难性挫折和创伤，个人还是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不能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当时还以为到再版时，将有机会加以调整补充。事实上1933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环境一变，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弃了。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的创作都成了过时陈迹。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忽然建议重发我的《自传》，我是颇有些犹豫的。时代前进了，我这本《自传》还能给青年读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实令人怀疑。但是这本《自传》确实也说明了一点事实。由此可以明白，一个材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作了准备。如今说来，四五十岁生长在大城里的知识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专业同行，也很难有机会读到我过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见到些劫余残本，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谭”或“新聊斋志异”看待。只有少数中的少数，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滴用处。因为借此作为线索，才可望深一层明白我1936年“良友”印的《习作选·代序》《边城·题记》，1947年印的《长河·题记》及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对于写作的意图和理想，以及尊重实践、言简意深的含义。再用来和我作品互相对照，得到的理解，必将比前人认识明确、深刻而具体。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发表，并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
（选自《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三、沈从文及其“湘西世界”（温儒敏等）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这与他特殊的身世经历，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角色认知”上的困扰相关。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辗转流徙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谙熟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的。所以他可能很自负，又始终有一种自卑。这对于他的创作题材的选择和艺术视点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沈从文的创作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选取了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之处。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与此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现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如《绅士的太太》，描写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尽意而穷相，以冷峻的笔调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八骏图》则以犀利的讽刺之笔画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他对都市两性关系虚假性的揭示最不遗余力，这同他赞美湘西少女的纯美，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自然，民间传说中爱情悲剧的壮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笔端的。沈从文在他的两个文学世界中都大量描写了性爱题材。这是他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重要的角度，他要由此探讨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璞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拘束压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在这里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
沈从文“两个文学世界”对照的总体叙述结构，的确有文化审视与观照的功能，然而对一般读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更能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
（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四、《从文自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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