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鉴赏（人教版高二选修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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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与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全大会后，一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这前后，参与营救被捕的胡也频、杨开慧、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养病，继续领导迁移后方的中研院工作，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用《满江红》词牌为中国分会制作激励抗战的会歌一首。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节选自《蔡元培全集•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爱国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鉴赏（沈宝良）

蔡元培是我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上海爱国女学校是他于1902年与章炳麟一起创办的一所学校，《爱国要培养完全的人格》是蔡元培于1917年在该校做的一次十分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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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演讲条理清晰，结构严密。在演讲的主体部分，蔡元培分别从体育、智育、德育三方面做论证，层次井然。每段开头，分别用一个句子概括整段观点，作为全篇的分论点，既增强说服力，又使演讲眉目清楚。

 “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蔡元培以体育为完全人格之首，这在当时颇有振聋发聩之感。如此鲜明、如此有力地强调体育的重要，显示了蔡元培的远见卓识。蔡元培不单从女子健康的角度，还从养成“完全之人格”的首要条件来论述，依次列举了克服对男子的依赖性、增强在战争中抵抗敌人的自卫能力与胆量等种种重要作用，这是对妇女解放的呐喊。

接着，蔡元培指出：完全人格“次在智育。智育则属精神方面”。对此，蔡元培并不偏重于讲知识的积累，而是重点阐述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半个多世纪前，能有如此教育观，殊属不易。

在分析了体育、智育的作用之后，蔡元培集中谈了德育。他把德育提到“完全人格之本”的高度来认识，非常精辟。在具体分析德育的内涵时，蔡元培先论反面的情况：“有依赖男子之性质，不求自立”“惟有衣服必求鲜艳，装饰必求美丽”，这是德育不够之表现。从章法上讲，蔡先生采用“先破后立”的方法，先批评几种“依赖人”“虚荣心”的表现，然后正面阐明德育的要求：“非使其除依赖性质有自立性质不可。”这一见解说到了妇女解放的一个根本问题。

演讲的结尾，蔡先生指明了学校教育中培养完全人格的途径：“寓学问于操作中。”当然，作为一个旧民主主义战士，蔡元培仍有种种局限，演讲中的某些观点，如“女子入校求学，固非脱离家庭间固有之天职”“徒知读书，放弃家事，为不合于理矣”等，仍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整篇演讲的中心论点，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选自《世界演讲名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三、蔡元培“养成完全人格”的女子教育方针（金林祥）

蔡元培不仅主张要重视女子教育，而且还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女子教育方针。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肇始于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张设立女学，其教育宗旨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主义。很显然，这种女子教育思想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否定，在那个时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是彻底解放妇女的口号，实行的仍然是“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目的是把妇女紧紧束缚在小家庭的圈子里，做丈夫的“高级奴隶”。当时这种教育思想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到五四运动前后，它仍继续在流行并起着作用，一些进步舆论也一方面宣传男女教育平等，另一方面又赞成贤妻良母主义。

蔡元培并不完全反对贤妻良母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对此持不同看法。在辛亥革命斗争中，他认为当时女子教育主要是在于提倡革命精神，培养革命人才，所以在创办爱国女学校时，他明确表示：“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然而辛亥革命后，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革命目的已经达到，女子教育不再是提倡革命，所以这时他认为贤妻良母也是重要的，但女子教育不应局限于贤妻良母主义。1913年6月，他在上海城东女学所作的题为《养成优美高尚思想》的演说词中，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他说：

女子教育，有主张养成贤母良妻者，有不主张养成贤母良妻者。以余论之，贤母良妻，亦甚紧要。有良妻则可令丈夫成好丈夫，有贤母可令子女成贤子女，是贤母良妻亦大有益于世界。若谓贤母良妻为不善，岂不贤不良反为善乎？然必谓女子之事，但以贤母良妻为限，是又不通之论也。

应该说蔡元培的这一见解是公允的，颇有见地的。

既然女子教育不能以贤妻良母主义为限，那么它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呢？蔡元培比别人高出一筹的是，他站在男女平权的立场上，明确提出女子教育与男子一样，其目标是在于“养成完全之人格”。1917年1月15日，他在《爱国要培养完全的人格》中指出：

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完全人格，男女一也。

我们知道，主张学校教育应以“养成完全之人格”为目标，这是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的一贯思想，关于“完全人格”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场合他的表述不尽相同。在上述这篇演说中，他“特就女子方面”而言，认为“完全人格”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体育。蔡元培说：“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他认为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才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为了发展女子的智力、精神，不得不注重体育。这可视为第一种理由。其次，从人类繁衍生息、遗传的角度看，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女子也应重视体育，以养成健康强壮的体魄。他说：“羸弱父母，那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再次，体育还是女子形体解放、增强自卫能力、获得身体自由的重要手段。过去女子由于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而久之，性格变得懦弱，胆小怕事，而且养成对男子的依赖，一旦无男子可依赖时，一点小事也会望而生畏。倘若不幸遇上战争，敌兵还未到，因恐惧而自杀者已比比皆是，那能还指望她们去抵抗？这些都是由于不运动，体质不发达的缘故。所以，“完全人格”的女子教育必须重视体育，只有练就了良好的体魄，具备了自卫能力后，即使遇上凶悍的坏人，也不足惧；碰上战争之事，女子还可从军抗敌。

蔡元培还提出，体育最重要的方法在于运动，他提醒男女青年，体育运动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他说：“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在学校时要坚持锻炼，“切勿间断”，毕业之后，“亦当时时练习”，因为“此等技术，不练则荒，久练益熟，获益非浅鲜也”。

第二，智育。智育属精神方面。蔡元培指出，女子只有重视和运用精神，才能使精神发达，使心思细密，脑筋灵敏。“而习练此心思使之细密，则有赖于科学。”蔡元培在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他认为学校中男女所学的科目应该是一致的，从前的人以为男女所学科目不必相同，分为有女子须学而男子不应学者，有男子须学而女子不应学者。现在看来，这种划分不足取。因为现在社会情形和家庭情形都已改变，从前只有男子在社会上做事，女子毫不负责任，现在女子常常代替男子做许多社会事业。譬如欧战发生以后，男子都从军去了，女子乃不得不在社会上做事，塞尔维亚的女子还有从军的。所以，蔡元培的意见是：“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的教育都要一样的。”

同时，蔡元培又认为，女子求学时，必须要专诚。“如专诚学教育，专诚学科学、美术、实业均可。”由于男女身心有差异，所以女子在求学时，应注意选择与自己性格特点相适宜的科目。在他看来，“哲学、文学、美术学最相宜，女子偏重此各科，故此中颇产名人。”但女子“不宜为裁判官，因女子感情易动，近于慈爱，故遇应受罚责之人，亦或以其可怜而赦之。算学、伦理学亦不宜。”蔡元培的上述看法，在今天看来虽不尽科学，但他认为男女在平等的基础上，女子应该根据自己的长处选择相应的科目学习，做到学有专门、学有所长的观点，是颇有道理的。

第三，德育。蔡元培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虽则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我国女子由于缺乏教育，所以在品德上存在许多缺点。如前文所述依赖男子，不求自由，“心中思虑毫无他途。惟有衣服必求鲜艳，装饰必求美丽”；女子的虚荣心也特别强，有时甚至极端势利，“喜闻家中之人做官，喜与有势力的人往还”；旧时之习惯，女子总是死守家庭，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所知道的也仅仅是家中琐细之事，她们不知社会情状，更不知世界情状，造成许多女子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女子之处家庭者，大凡姑媳妯娌间，总是不和，甚至诟谇”。所以德育对于女子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有利于改造女子的上述这些陋习，而且还能引发女子的许多优点，如恻隐之心，仁慈之心，培养女子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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