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牡丹亭》

    1． 汤显祖的思想特点

　　汤显祖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父亲是一位严正的儒者，祖父却喜欢老庄、神仙道术。在少年时就对汤显祖加以灌输，这两个方面都对汤显祖以后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汤显祖积极用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屡受挫折后，难免以佛、道虚无之说看待现实，视尘世为梦幻，而这种虚幻感却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内心的愤激。另外，也是从少年时候起，汤显祖就跟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汝芳学习，罗汝芳接近于禅宗的哲学观念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立场对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南京任职的后期，汤显祖还和著名禅僧达观结识，成为挚友。差不多同时，他读到李贽的《焚书》，深为倾慕。李贽和达观在晚明思想界被称为“两大教主”，他们的影响对汤显祖思想的成熟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桎梏。他曾深情地回顾说：“如明德（按即罗汝芳）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按即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按即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答管东溟》）他们对汤显祖确立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的观念都影响至深。

　　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与当时的公安派反复古思想相呼应，指责前、后七子“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不过是“赝文尔”，提倡“自然灵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先要“立意”，把思想内容的表达放在首位，反对沈璟等人过分注重曲律、影响作家思想充分表达的做法。汤显祖重视文学的抒情功能，他把“情”与“理”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伸张情的价值而反对以理格情。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情”与生俱来并始终伴随着生命进程，是生命欲望、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而且“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各有其秉性和追求。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的旋律。而“理”是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具有约束性。因此情与理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矛盾，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情与理的冲突就更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尊情抑理，也就是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既有社会规范之上，在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人性解放的精神。另外，和尊情相联系的，是强调“真”。因为情的自然流露就是真，而在理的制约下，就常产生虚伪。汤显祖在创作上强调发挥作者的个性和才能，作文尚奇，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使文章有生气。

    2． 汤显祖的戏曲作品
　　汤显祖作有传奇《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五种。《紫箫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处女作，取材于唐代蒋防的小说《霍小玉传》，但情节变动较大。剧作缺乏社会性的矛盾冲突，情节发展缓慢而平板，辞藻华美，宾白骈偶，没有摆脱才子佳人情调。未完成的原因，据汤显祖自己说是“曲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止不行”（《玉合记题材》）。后来汤显祖在南京任职时将它删削，易名为《紫钗记》。剧本着重塑造了霍小玉和黄衫客两位令人尊敬的人物形象，同时批判了卢太尉的卑鄙奸诈，认为他是真情的破坏者。骈文说白大为减少，平板的叙述也为曲折的关目所代替，但结构上仍有散漫拖沓的毛病。
　　《南柯梦记》取材于唐代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着重表现一般既有功名欲望也有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在这种丑恶的政治中走向幻灭与觉醒的过程，同时强调了情爱对于人生的价值。作者在剧本的题词中说：“一往之情，则为所摄”，主人公淳于棼一片“真情”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之中，终于为“贵极禄位，权倾国都”的“恶情”所摄，导致了他最后的堕落。
　　《邯郸梦记》也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和《南柯梦记》一样，也是以梦写政。但汤显祖在剧本中更多地融入了明代上层政治的特点，具有批判时政的用意。剧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奸佞丞臣宇文融与卢生之间狗咬狗式的斗争，刻画了皇帝的昏庸和好色的两大本性，权贵之间互相倾轧、群臣的趋炎附势的种种丑态。官场上种种伎俩、炎凉变幻，在剧本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中，作者对晚明黑暗的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进而表达了对追逐功名利禄“恶情”的否定。由于汤显祖仕途的挫折，使他认识到官场和社会的腐朽，但他又找不到解决这种人格堕落、人性扭曲的途径，他只好回到他深受影响的佛道上去，从中寻找解答。借助名僧、神仙的点化，他把一切归之于梦幻，不单是人世间对荣华富贵的追逐，也包括对妻室儿女的贪恋，都不过是空花梦境。汤显祖企图用宗教的呼吁来唤醒当权者的痴迷，把逃避现实当作摆脱烦恼的出路。但这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归宿。汤显祖曾向自己的朋友表达其痛苦莫名、出路难知、悲哀难告的心曲：“词家四种（按指“临川四梦”），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
　　在“临川四梦”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牡丹亭》。这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戏曲，其离奇的情节可追源到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之上。另外，元杂剧《倩女离魂》、《碧桃花》、《金钱记》以及《太平广记》等中的神怪小说都有对《牡丹亭》创作影响的可能。汤显祖在此基础上，又充实了许多新的现实生活中的内容。汤显祖通过这个故事，传达了在封建主义的重压下，广大青年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腐朽与吃人的本质。同时，汤显祖在剧中肯定了人的性爱之欲，特别是对女性情欲的肯定，并把它表现的美好动人。这种描绘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它所包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无疑要比一般地歌颂爱情要来得强烈。他用杜丽娘对情生生死死的大胆追求，来向封建礼教发出挑战，甚至主张只要真情不变，敢于冲破礼教的樊篱，就可以获得自由、幸福的爱情，有情人就可以终成眷属。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有力地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则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经之至也……必因荐席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汤显祖强调了“情”的巨大力量，并把它同封建的“礼”相对抗，把“礼”斥为“形骸之论”。他创作《牡丹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以“情”反“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之情之所必有耶！”。这部著作的巨大成功，是和作家这种自觉的反理学的战斗精神分不开的，这也是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戏曲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满怀热情与挚爱，精心地为读者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形象。作品细腻地展示了她从无端苦闷、青春觉醒和对爱情的大胆追求的心理上和行动上的过程，她那蕴藏在心底的火一样的热情和梦想。杜丽娘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官宦之家，父亲古板正派，不认为人有感情，母亲出生于名门，时刻恪守着礼教的准则。在杜丽娘的周围，只有空寂的闺阁、冷清的塾堂、不懂事的丫鬟以及每日只会教她“思无邪”、“收放心”的迂腐的老儒陈最良。她没有人身的自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就连片刻的午睡、在衣服上绣花鸟都被责骂为不守妇道。因而，就连年幼的丫鬟也发出：“昔氏贤文，把人禁杀”的抗议。就是在这死水一般的环境中，杜丽娘的青春却不可遏制地觉醒了。就在被统治者视为宣扬“后妃之德”的《诗经?关雎》中，触发了杜丽娘“人而不如鸟乎”的感叹。杜丽娘没有受到所谓“后妃之德”的感化，相反，这首古老的恋歌却成了她爱情的催化剂。她瞒着父母，第一次来到了她生活了三年还不知道的家中后花园。面对着美丽的自然景色，感受着春色盎然的气息，她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青春活力与爱情欲望复苏了。她不禁感慨万千地唱道：
　　“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这正是表明了杜丽娘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青春时光的珍惜，对礼教束缚的不满，对年华流逝的惋惜。继而，她在梦中实现了与年轻貌美的书生柳梦梅的欢会。梦中幽会，就是其内心渴求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浪漫境界。作者在《惊梦》中，淋漓尽致地讴歌了杜丽娘幻想中的爱情，并在剧本中创造出花神的形象来保护这对年轻人的幽会。正是杜丽娘对封建礼教道德的勇敢抗争，也是汤显祖对于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
　　然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梦中的美境毕竟在那个时代只能存在于梦中。对此，汤显祖有着清醒的认识。梦中最甜美、最温暖的经历，恰恰促使她更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凄凉与心愿的难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的反差，杜丽娘忧郁成疾，憔悴而死。她的死，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死于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窒息。因而，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最严正、最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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