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一）》学案

嵇康为自己的不屈，付出了一首绝了的《广陵散》的代价。我们在感受一种心灵震动的同时，也体会出了他对生命的一种藐视。阮籍对生命采取了一种尊重的态度。一个人只有首先有了活着的权利，他才有实现理想的可能。血的教训使阮籍认识到生命的极度珍贵。轰轰烈烈、一去无回固然可畏，细水长流、保其生命更令人所敬。阮籍活了下来，但这种活不是自然的活，而是用一种理想暂不能实现的前提而换回来的活。于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变成了生命与理想的斗争。在水与火的煎熬中，阮籍痛苦的挣扎着，徘徊着。那种忧虑，那种焦心是乱麻缠心，更是生死不能。“胸中怀汤火”“辛酸谁语哉”“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面对焦虑，阮籍不可能无动于衷，终于他向前走了一步，但这一步走得是如此的小心。《晋书》本传里有这样一件事：“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文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壤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后人说，阮籍正儿八经的上班，也就是这十几天。但在这十几天中，他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的环境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招，即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透明度的集体气氛吗？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的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   

从社会学上来讲，这是一种“角色距离”。所谓“角色距离”就是“一个人自身的素质、能力、水平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现象”。表现出“角色距离”者，既包括那些行为品质达不到角色规范的人，如上课迟到的学生、衣冠不整的教授，也包扩那些素质远在角色规范之上的人，如被大材小用者、与儿童玩耍的成人等。很显然，阮籍属于后一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当政者的原因，也有阮籍自身的原因。当政者用阮籍来为自己换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好名声；阮籍也深知司马氏集团的阴险奸诈，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投其所好。但在这一过程中，阮籍并不是完全沦为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工具。他用自己的才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使自己的理想，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得到了全面解放。虽然仅仅是个“东平相”，但是只有“东平相”才不致于引来别人的嫉妒，才不致于引来“嵇康，卧龙也！”的谗言。阮籍是悲伤的，但他在这十几天中又是快乐的。然而，很快他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正如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所言：“他的一生，始终徘徊于高洁和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之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求解脱”。这种苦闷，这种矛盾也许只有酒才知道。

（二）醉醒之间，朦胧处事——“醉”与“醒”的冲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自古以来，“名士不需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竹林七贤也都与酒有不解之缘。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饮”。阮籍更是“以酣饮为常”。他一生中几乎浸泡在酒中，体内几乎流着酒的血液。别人饮酒是为了风雅、解渴，而阮籍饮酒则是为了避祸。   

魏晋之际，政局多变，稍有不慎，便是人头落地。作为名士的阮籍更是高处不胜寒。他不仅采取了至慎的态度“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而且还把酒当作救命的工具，以醉作为求生的手段。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真醉了六十日吗？世上真有使人一醉两月的酒吗？否也！所谓的酒醉人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其实阮籍清醒的很。他是人醉心不醉。但不管怎么说，司马氏与阮籍联姻不成。籍既不必卷入政治的漩涡中，也留得了一个没有“高攀”得好名声。在那个时代，“高攀”未必是好事。对他来讲，“高攀”便是羊入虎口，稍有不慎便不可能全身而退。   

古语云：“酒后吐真言”，但在别人眼中酒后吐得也许是醉语，“醉语”便不是真话，所以就不必为此惹麻烦。“钟会数以时事问之（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在一个复杂的政局中，居心险恶者是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加人罪名，置人死地的，阮籍对此心知肚明。   

鲁迅对阮籍的饮酒这样评价：“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很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别人的原谅。只要看一次司马懿（按：当为司马昭，此为鲁迅误记）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便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以酒避祸，可以保一时之命，但不可保一世之命。对于阮籍来讲，再好的酒也只能醉“六十日”，他多半的时间还是处于清醒之中。他的内心深处还有理想，有追求。处于这种境况下饮酒，即使喝再多的酒也不会醉，因为在他的心里还有一种“高级需要”没满足。饮酒是为了清醒，饮酒是为了人性的回归。   

“阮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又“饮二斗酒，然后临诀”。      

母丧饮酒礼法大忌，是大不孝的反映。阮籍连续饮酒两次，这又是大大的不孝了！但他在第一次饮酒后“吐血数升”，第二次饮酒后，“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试问母终不饮酒的人中，又有几个像阮籍那样哀伤到几乎断送性命的地步。这才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性至孝”。阮籍是在借酒哀悼自己的母亲，亦是在呼唤内心的人性。   

又“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妇饮，醉卧便卧其侧。籍不自嫌，其夫察之而不疑也”。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阮籍能“卧其侧”而且其“夫察之而不疑”。这一方面说明阮籍的人格魅力得到了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与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有许多真、善、美的通性。当一个人用他的真实来处事时，别人也会深深体会到，即便在门阀制度等级森严的魏晋。   

他是在借酒麻醉自己，更是在借酒清醒自己。阮籍没有醉过，但他又不得不时刻处于醉中。饮酒是为了醉，因为只有醉才可能保命；饮酒也是为了清醒，因为只有在清醒时他才能找到至纯至善的人性。他想醉，但醉不了；他不想醉，但也醒不了。   

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只能醉，因为一醉可以保性命。但醉酒不可以忘掉自我，忘掉一切。酒在面对内心深处痛苦挣扎的灵魂时，它的效力早已失效了，偶尔散发出的沉香，往往也会成为灵魂的清醒剂。他从没有借酒消愁，因为他早已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与其愁，还不如用酒来抒发自己的理想。虽然不能实现，但至少可以感受到痛快淋漓，让生命的自由意志得到体现。   

只有阮籍，才真正懂得酒。酒在阮籍那里已成了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热似炽火，冷如酷冰；它软如锦缎，又利似钢刃；它能使人保命，又能使人清醒；它能使人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低处，又能使人在绝对的自由空间中尽情翱翔。酒是阮籍的知己，但除了酒，他还有一个知己，那就是啸。

（三）长啸之后书情怀——济世与遗世的矛盾   

阮籍不仅“嗜酒”，而且还善啸。《渊鉴类函》卷二六七引《白氏六帖》曰：“阮嗣善啸，声与琴谐”。他之所以啸，因为啸能像酒一样成为自己的知己。   

啸，源于南楚巫文化，其发展与方士和道徒的活动有密切联系。阮籍的啸，不具有原始的巫术色彩。他的啸是一种感情独白，是一种很少有人通晓的语言，是人生哲学和生命自由的真情吐露。   

《晋书》本传曰：“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又《世说新语•栖逸》载：“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际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外，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传。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竞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阮籍与孙登、苏门真人的交流不是通过言语这种方式，而是通过啸来交流的。交流的内容我们无从而知。但阮籍之啸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感情活动。在那个人人自危、风雨如晦的时代，许多名人成了统治者的“下酒菜”。阮籍在朦胧处事的同时，选择了啸作为抒发情感的方式。他在啸中思索着人生现实，宣泄着苦闷之情。他想实现他的“济世志”，展示个性的生命自由，追求人生的真谛。他感悟到生命是短暂的，却又是举步维坚艰的。可以想象在苏门山中那空旷的山谷中，阮籍的啸飞入云端，绕入八荒四野，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是抑郁，是悲惨，是壮志不能酬的无奈。在刹那间，如大河决堤、暴雨倾盆，感情的洪水一下子奔腾而出。这种情感在成公绥的《啸赋》中有更可得到充分验证。他写道：“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又云：“舒蓄思之悱愤，奋文结之缠缠”。满腔的悱愤，积压心头，诗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阮籍不是在啸，他是在寻找济世的舞台，用生命倾诉人性。啸是自然之音，是天籁之音，更是生命之音。他的希翼，他的追求，他的理想，无不深寓于他的啸声中，流云为之哭泣，世人为之震颤。这就是阮籍，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劲的心。他用生命冲决着世俗的长堤，挑战着世俗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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