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选自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三、主题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其实，小说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文人生活风俗画。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反科举”或者揭露儒林群丑，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不全面的，没有深入揭示作品的本质。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作品描写了一大批汲汲于功名的迂腐儒生，他们的可笑、无聊、迂腐朽拙，都是拜“八股取士”之所赐；作者也借王冕之口对八股科举作了批判性的预言，认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必将使一代文人受厄。但是作者笔下一批无聊文士还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更有一类真儒真名士，以“立身”为旨归，希望“修身以立道”，或者淡泊名利，隐居自处，或者放浪形骸、风流文雅，他们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士人的典型，表现了作者对文人出路的思考。这些人物自然都不是“反科举”这一主题所能容纳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儒林群丑”。

对于作品的主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功名富贵说”。闲斋老人的序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现代学者李汉秋也认为：“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烛幽索隐，显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应该说，这种观点在作品中是能直接找到证据的。第一回篇首，作者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而作者借以“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后面所描写的几十个读书人，也无非是汲汲于功名富贵和淡泊名利这两类。前者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后者则是作者心目中“维持文运”的人，他们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体现了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追求。

二是“公心讽世”说。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公心讽世之书”，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他认为，作者写作此书时，读书人“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作者有感于士林种种流弊，所以根据耳闻目见，创作此书，“烛幽索隐”，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描述种种世相，穷极文士情态，并对其中伪妄之处多所掊击。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作者的讽刺往往是婉转而且善意的，即使作者生平最不屑的“制艺出身者”，也未将其丑化，甚至还写出了他们的君子品行。可以看出，作者“秉持公心”，不图“骂世”之快，而意在“醒世”。全书讽刺面不限于举业中人，官吏、乡绅、名士，各种儒林中人，都成为讽刺对象；也并不只是讽刺八股取士的制度，封建的妇女观、节烈观，以及士林学风、官场腐败、乡村势利习气等也都在讽刺之列。因此可谓“讽世之书”。

三是“文人命运”说。鲁迅先生“公心讽世”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大多数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讽世”上，多少忽略了作者秉持的“公心”。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认为这种“公心”实质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关注。作者认识到，在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观念的束缚下，知识分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思想被禁锢，智能被破坏，道德被腐蚀，因此以善意婉转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儒林风俗画，指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状况，作者并不只是感慨痛骂，发泄一番了事，而是认真地查找根源，并为儒林士子开出了几方良药，他借杜少卿等几个理想人物的塑造，表达了通过儒家道德的回复和“礼乐兵农”的实学来改造儒林的美好愿望。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整个制度本身，因而也并不能真正找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但他毕竟已经开始了尝试。这里就表现了一位封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敢当天下大任的勇气。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困境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单纯依靠几个真儒贤人，并不能推动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当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之后，当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凄惨收场之后，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终以失败而告终。即使还有几位市井奇人勉力维持，却也好似空谷传音，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

以上诸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作品的本质，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表现出这种内涵的丰富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是难免的现象，在教学中，我们不必别黑白而定于一尊，把某一种观点作为标准答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全书后，说说自己的看法，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四、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

小说人物众多，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按照作者的创作主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八股文士

这类人物以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和王玉辉等为代表，他们出身贫寒，天性淳良，但大都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富贵，因而显得可悲可笑。他们有的皓首穷经，空虚麻木；有的醉心“选政”，颟顸酸腐；有的拙朴诚笃，以身殉教……

周进是第一个出场的举子，他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向上爬，到了六十岁还是老童生，一无所能，只能靠开馆授徒挣几个谋生钱。在薛家集新开馆时，年轻的新秀才梅玖知道他还不是秀才，于是对他百般嘲弄，极尽奚落之能事。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但不敢反唇相讥。因为在科举时代，功名是一个读书人个体价值的直接体现，拥有了功名，你就拥有了富贵、地位，没有功名，只能遭别人白眼，甚至连话语权都没有。因此，他只能“捺定性子”，逆来顺受。秀才的科名就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发过”的举人老爷王惠，在他面前更是可以飞扬跋扈了。王举人神气十足、拿腔作势、趾高气扬，“鸡、鱼、鸭、肉，堆满春台”；周进只能恭恭敬敬，“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鲜明的对照，把周进的地位和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塾师的饭碗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的辛酸和苦楚一起涌上心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醒来后大哭一场，“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作者抓住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把犀利的笔锋深入他精神的最深处，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不过，他的命运却忽然有了转机，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升了御史，又钦点广东学道。一朝发达，处境顿时大变，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这些细节，说明在科举制度下，衡量个体价值的尺度已经完全功利化、物质化了，整个社会陷入了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迷信之中。

如果说周进和范进是八股举业的实践者的话，马二先生就是一个维护八股举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了。他是一个正派人物，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先是帮蘧公孙销赃弥祸，后又资助匡超人返乡行孝，即使骗过他的洪憨仙，他也仗义疏财，为其装殓送殡。但是在八股制度毒害下，他的智能被严重败坏了。他屡试不第，却对八股举业情有独钟，无怨无悔，甚至热情宣传八股制度，他认为“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八股选政，并有自己一套选文、批注的见解，比如“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文章总以理法为主”等等，这套文思定势使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审美情趣枯燥乏味，在游览西湖的时候，面对“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他头脑中除了八股文那些套语之外，已经没有别的词汇。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八股愚民的恶果。

与其类似的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物是王玉辉，他自言是个“迂拙的人”，做了三十年秀才，清贫自甘，并不贪图功名富贵，但却是个礼教的虔诚信奉者。他“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立意为封建礼教增砖添瓦。更有甚者，他把程朱理学“教养里面的辞藻”当了真，竟然赞成女儿为夫殉葬。礼教之毒，深入骨髓。与伪君子相比，这是一位迂拙诚笃的“古君子”，作者对他的人品是有所肯定的，他并没有拿女儿的死谋求名利，在“理”与“情”之间，他也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如此善良的人，却在死板僵化的理学教条驱使下做出了残忍的事情，不由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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