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耍孩儿〕至〔四煞〕三曲，写汉高祖仪仗队的到来。多么的热闹啊，这里有画着日、月、龙、虎、凤五种图案的旗帜，有叉、斧、金瓜锤、朝天、鹅毛宫扇等仪仗，还有乘舆、黄罗伞和众多的男女侍从人员。这样煊赫的仪仗卤簿，大概就是“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气派吧？但是，在乡民的眼中，这些仪仗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尽是些奇形怪状的动物！还有那些叉子、斧头、甜瓜、苦瓜，都镀上了金银，枪尖上挑着马鞍，扇子上铺着鹅毛：多么奇怪的器仗！而人呢？“穿着些大作怪衣服”，一个个象泥塑木雕的判官！这样来描写皇帝仪仗，实在是大不敬！须知道，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煞费苦心，把那些平凡的事物装点为“仙禽神兽”，之所以摆出这些庄严的仪仗，是为了造成“天威显赫”的印象，来吓唬人民的；如今“仙禽神兽”被还原为鸡狗雀蛇，一切庄严神圣的伪装都被拆穿，而显出其可笑、荒唐的原形，这怎能不大灭统治阶级的威风，而令人民群众拍掌称快呢？这种“还神奇为腐臭”的讽刺手法，是辛辣的，意味深长的。
作者的挖苦讽刺没有到这里为止，〔三煞〕以下，还有更精采的镜头。你看：汉高祖出现了，他是多么的傲慢而趾高气扬！这位乡民起初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称他为“那大汉”——这又是作者的大不敬！看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的神态，他已经够不舒服了；没想到猛抬头一看，险些没把他气死！你道那被人称为“车驾”、“銮舆”的是谁？原来就是那无赖汉刘三！他脑子里的疙瘩解开了，汉高祖的庐山真面目被揭穿了，呼应了开头的疑问，同时使情节急转直下，变为愤怒的揭露与斥责。这位乡民指名道姓，把刘邦过去的根底一一细数：
〔二煞〕……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原来他不但和众人一样出身农户，干过农活，而且还耽酒、欠借、明抢、暗偷，样样都来。〔二煞〕和〔一煞〕两曲所提到的细节，多半是不见于历史记载的；但《史记》说刘邦少壮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欠人酒债，可见作者的虚构也有一定的根据。这种没有离开人物基本性格的虚构，是更能写出人物性格的本质的；但是这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的作家才敢这样写。因为“天生圣人”，皇帝的来历、言行无一不是非凡的，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套在皇帝头上的神圣光环。就是关于刘邦，不是也有很多“神异”的记载吗？他的母亲是“梦与神遇”，蛟龙出现，才怀孕生下他的；他醉卧的时候，“其上常有龙”；他“常有大度”，看相的人说他“贵不可言”等等。但是作者一概不选用这些材料，相反，却虚构了些无赖行径的细节，套在他身上，这不是有意要撕破那神圣的光环吗？就在这尖锐的揭露声中，刘邦从封建皇帝的崇高宝座上倒塌下来了，仿佛从天上掉到地下，还原了一个无赖汉的本来面目。
写到这里，作者意犹未尽，他又逼进一层，竟然写这位乡民向刘邦讨起债来了：〔尾声〕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这真是既幽默又刻薄的嘲弄！“汉高祖”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居然被他说成好象是为了赖债才改姓换名似的；实际上是讽刺他摇身一变，就从无赖变成了皇帝。读到这里，怎能不令人拍案叫绝！明代曲论家王伯良总结作曲规律，指出“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本篇可谓深得此旨。因为它在高潮处戛然而止，留下了无穷的余味。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到，作品对汉高祖刘邦是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的。但汉高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典型，是那种无德无能，却偏要在人民面前装腔作势，卖弄威风的封建皇帝的典型。我们既要看到这个典型是根据刘邦的一些基本性格塑造的，又要不拘泥于是否都符合刘邦的性格，尤其不能执着于一些细节在历史上是否真正的发生过。因为作者是概括了一群封建皇帝性格的基本特征的，他的锋芒针对着一大群封建皇帝，首先是他所处时代的元代皇帝。这在君权至上的时代，在元代高压统治的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这篇作品，能够起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贯酸斋序《阳春白雪》，指出元曲有“平熟”、“媚妩”、“豪辣灏烂”、“造语妖娇”诸种风格；朱权《太和正音谱》论“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描状元曲家一百八十七人的风格，更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可见元曲是多彩多姿的。然而若就曲与诗词风格的根本区别而言，则诗词讲究含蓄蕴藉，而曲则贵在痛快淋漓，豪辣奔放，具有粗犷朴野的“蒜酪风味”。这种特点，尤以套数表现得更为明显。睢景臣的这一套《高祖还乡》，就十足的具备了这种风味。它写乡官乡绅们的丑态，一连刻画了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瞎王留几个人的动作嘴脸。它写皇帝仪仗装腔作势的可笑，一连描状了五种奇形怪状的旗帜，五种“不曾见的器仗”。它数刘邦和他的妻子吕氏两家儿的根脚，一口气举出了七八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这样尽情的挖苦，尽情的嘲骂，把话说到十分，决不吞吞吐吐，不是给人留下了尖刻泼辣的深刻印象吗？
也许受到参军戏和宋杂剧滑稽作风的影响，散曲，尤其是叙事性的套数，往往喜欢在曲子里使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滑稽的词句和语气，使曲子洋溢着一种幽默诙谐的喜剧味道。这在《高祖还乡》里是几乎充满全篇，难以句摘的。如果硬要举出一些例子，那么〔耍孩儿〕、〔五煞〕和〔尾声〕诸曲，可能就更为突出吧。以喜剧性的内容和语言引人发笑，在笑声中鞭挞丑恶的事物，这是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
《高祖还乡》喜剧效果的获得，同作者以跟刘邦有过瓜葛的乡民为叙事人这一巧妙的构思是有关系的。惟其是乡下人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因而皇帝仪仗的稀奇古怪，才处处显得莫名其妙和好笑；唯其跟刘邦过去有过瓜葛，才能对他过去的无赖行径了若指掌，衬托出他做了皇帝以后装腔作势的可笑可恼。这一艺术构思，大概得力于杜仁杰《庄家不识勾栏》套的启发。然而杜作意在通过乡民对勾栏演戏这一新鲜事物的可笑叙述，构成全曲幽默风趣的风格，来引起读者的兴趣，目的是赞美新兴的戏剧演出。睢景臣则以这种构思移作对“至尊”的嘲讽，其内容、手法，又大大的发展了。
本篇在语言方面使用了许多口语、俚语，加上衬字较多，整个曲子就象平常说话一样的明白、流畅、生动，突出地表现出散曲语言通俗明快的特点。
关于睢景臣，史料记载不多。根据《录鬼簿》，只知道他是扬州人，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来到杭州。自幼聪明勤奋，喜欢音乐，但仕途上却不得志。曾经写过三个杂剧，也没有保存下来。这样潦倒落魄的文人，对元代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是体会得比较深刻的，因此写起散曲来才能嘻笑怒骂，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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