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里有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一个流落国外的鲁国籍奴隶，战国时期人口稀少，
我们要反对“道德行为制度化”、倡导“道德回报制度化”好在沈兆骅老人的遭遇是个例，也好在我们终究可以发现并弥补这种道德回报缺失后的酸涩道德行为是无法制度化的，它更多地出于一种内心自觉，这个世界可以宣扬“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我们永远没办法制订一套“行善制度”来归置任何人的社会生活，善行是权利、而不是义务黑格尔曾提及一种社会现象：有道德的人常常遭受不幸，而不道德的人往往万幸道德人的不幸在于社会构架与社会秩序本身疏漏四出，即正常的社会安排有了缺失，对遵守社会规范的社会成员在付出与回报的安排上放任了偏颇；不道德人的幸运则是非制度化社会安排起了作用，一种逆向的激励分配机制为那些失范者提供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失范者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有着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与可能，社会结构却没有规范（或有规范却没有力量来限制失范者的作为）——正因如此，“道德回报”尤需要制度化表达，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社会“公义”的体现，它超出了个人功利性或自私性，而建立在人们共同接受的基本理念规范之上“制度化道德回报”就是以利他主义的价值理性来纠偏道德行为失衡的成本收益预期——若想使真善美的价值信念被信奉，就得设法让真善美与利益相统一：我们无法强迫他人行善，但我们起码应做到让行善者不吃亏
政府需要成为“道德回报”制度化表达的主导，这也是“以德治国”的基本要义沈兆骅老人所资助的，不正是推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进程的劳动者吗？道德一旦要求直接受益人必须如何，就可能异化为一种值得警惕的道德暴力；但道德若不能从间接受益人（政府、社会）处谋求到基本保障与尊崇，则道德选择的成本必将日益高昂、道德行为的示范性必将凌空高蹈而丧失生命力给“道德回报”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就是放“道德行为”一条生路
2、拾金有奖真君子——“伦理制度化”一议
与这个故事类似，我在多年前曾在报上看到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有个老外在宁波乘坐出租车时，不慎丢了一个软件包，十分着急无奈之下到电台与报社求助，发布了一则寻物启事：声明谁捡到并归还软件包，他将重金报答启事见报后，捡到失物的出租车司机果然通过媒体向失主归还了软件包，并接受了老外的酬金本来，这事到此为止有了个比较完满的结局，双方皆大欢喜但是宁波的媒体却对司机的表现颇不满意，认为出租车司机不该拿这笔报酬，于是对他们口诛笔伐在宁波的媒体看来，拾金不昧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司机事先不主动向公安机关交还失物，却要等到外国人许诺丰厚的报酬才肯归还，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而且此事关国际友人，司机的行为简直是大大破坏了宁波人的形象
以上两个故事耐人寻味同样对待好人好事，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到底是谁错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做好事不留名”是从小就开始接受的教育，可孔子却不这样看共同的价值取向，却有不同的行为规范，令人深思它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那就是“伦理的制度化”
伦理与制度是不同的两种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软约束，而制度是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确定下来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是一种硬约束它们各司其职，在社会行为规范中有着不同的功用伦理规范要求每个人都像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行为做事，是一种高要求而制度规定了每个人不能像品德恶劣的人一样胡作非为，它是社会最起码的约束
“做好人好事”是一种道德要求，但如果通过立法来奖励“好人好事”，这就变成了一种硬性约束本来是伦理规范的内容就成了一项制度，这就是“伦理制度化”所谓伦理的制度化是指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它是为倡导特定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所制订的鼓励与惩罚的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保障和促进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
奖励好人好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我们许多地方设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在西方，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实现了伦理的制度化日本的法律就规定：如果有人拾到东西归还失主，无论失物是金钱还是物品，失主须按照失物价值的5%至20%支付酬报如果不支付这笔酬金，就无法领回失物
中国古代就有先贤认为，人本无所谓性善性恶，就像水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一样，“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孟子&8226;告子上》）而如何“决”，就是制度的作用制度规定着人们利益取向，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道德的作用要求每个人都像品德高尚的“君子”那样行为做事，通过伦理的制度化，可以鼓励“小人”也去做好事对“小人”而言，他可能做好事是冲着奖励去的，这无可厚非，因为他毕竟做了好事对“君子”而言，他做好事不是为了报酬去的，而伦理制度化则消除了他们因为做了好事接受奖励、却被人议论“沽名钓誉”而产生的心理成本这样做，在全社会将形成一种良好的舆论环境与社会风尚，使得见义勇为、失物归主都成为大家自觉的行为一项好的制度不光可以杜绝小人的恶劣行径，更可以创造出人人追求美好的愿景“人皆可以为君子”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个人的角度讲，做好人好事而隐姓埋名，精神可嘉，但最后结果未必见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碰到类似事情时，勇敢站出来接受奖励做好事需要一定的道德情怀，接受奖励更需勇气！而真正能这样做的人不愧为“真君子”，因为他起到的是双重的示范作用
第二，新闻媒体应对做好事者接受奖励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典型对于倡导新风不可或缺好人的形象愈是光辉，那些见死不救、欺诈舞弊的小人形象就更显龌龊，这样会增加他们做坏事的心理成本
第三，从社会公众的角度而言，虽然不该抱着为图回报去做好事，但是大家对做好事者应持赞赏态度，并对他们接受奖励表示理解，而议论别人“沽名钓誉”则恰恰是不道德的行为
【素材积累】 “义”与“利”真的不能得兼吗？
素材1、 2006年夏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立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小镇投宿时，被警察找到，在警局，杨立接到克里斯托镇镇长打来的电话，要他回镇领取5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章——这是小镇历来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原来，两天前杨立路过克里斯托时，将捡到的一个装有几千欧元现金和几张信用卡的皮夹送到了市政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悄悄离开了镇长告诉他，在他离开后，镇上的人们立即开始打探他的下落由于杨立在镇上只是稍作停留，小镇警察只好把对杨立相貌的拼图电传给莱茵河上下游两岸的十多个城镇的警局，警局发动了百余名警力．这才把他找到
素材2、曾有一位白血病患者是姚明的球迷，他有个心愿就是和姚明通个电话，但当时姚明在美国打比赛最终这位名叫罗洋的患者通过新闻媒体联系到了姚明，姚明在晚上11点种跟他通了电话，虽然通话时间不到两分钟，但当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罗洋在听到姚明的声音后还是笑了但最后罗洋找不到合适的骨髓，没有办法用了他妈妈的骨髓配型，可惜没有成功，当时姚明计划捐献5万美金，但最终还是为时过晚
当时姚明还是用一种隐姓埋名的方式来帮助罗家，但现在他的想法不一样了，姚明表示做好事留名也许效果更好
姚明说：“那天晚上接到电话后我一直睡不好，这个世界上我知道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根本帮不过来，但是当你听到一个孩子病危需要帮助的时候，至少我心里感觉放不下这个包袱最后我们没有成功的挽救罗洋，原因是我知道那事的时候已经晚了，因此现在我要呼吁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罗洋用他的生命启发了我，这个代价太大了，如果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么一次的话，得需要多少生命，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因此我想发起这个活动，在那次之后我就许诺一定要完成这件事”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姚明决定用留名的方式来做好事“以前说做好事不留名，但现在在某种成都上做好事也要下自己的留名，我希望大家在捐献血样后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告诉周围的人，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告诉他们我已经做了，带动他们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我们观念要改变一下，如果做好事的话把你的名字留下来，再把你的事迹告诉周围的人，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中”姚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