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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主题之探微

11-07 15:17:12   浏览次数:577  栏目:语文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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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主题之探微

甘肃省陇西一中    陈建昌     邮编:748100   电话:15293206685

                                                 邮箱:chjch2002@163.com

    [提  要]   朱自清把他在“象牙塔”里对古诗词研究的“奥义”运用于“荷塘月色”的创作之中,并以意象的组合、显现,传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揭露并批判了国民政府的阴毒,以及反动文人的叫嚣和小人般的暗算。

[关键词]     意象的暗示    形象的显现    知人论世   意象的追源    意象的选取

脍炙人口的散文《荷塘月色》(以下称《荷》文)已成了高级中学语文教材中铁定的一篇讲读课文。然而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论是自己品味还是向学生讲授,对说法不一的主题总是深感无奈。

经过多年来笔者对各种文献资料仔细的对比阅读和深入的整体考究发现:不管是纵观作者创作《荷》文的历史背景,还是探微文章内部的意象暗示,都可以揭示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荷》文的“政治附会说”并非空穴来风!当然,反对政治性主题的论家可以说也是证据凿凿,推论似乎也很有道理。就教参中给我们提供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看:不论是封先勇的“曲高和寡”的怨妻说,还是张福霞的“个性与社会冲突”的矛盾说;也不论是王家宏的因贫困而产生的“家庭纠葛”说,还是刘泰隆脱开主旨的“纯脆的文笔鉴赏”,大有把《荷》文的“主题”淡化为“话题”的趋势。笔者在教学中也曾试着接受这些所谓摆脱政治而“还本”的,现阶段较为流行的说法去引导学生进行形象与意蕴的鉴赏,然而疑窦并不能消除,况且也无法自圆其说。

比如,文中的第二段写道:“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让人疑惑的是,在清华园已经生活工作了近两年的朱自清,难道只认识杨柳而别的树名真的一概不知吗,或是为了突出杨柳而另有所指呢?若是前者的话,岂不成儿童式的废话了吗?这对惜墨如金的文学大家而言,显然不合情状。无独有偶,作者在第六段中又写道“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与之呼应,不是更让人费解吗?

又如,文中第三段写道:“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若前句表达的是一时的心境的话,那么后句只因家庭矛盾,生计所迫而就说出如此怨愤的话来,与作者来说未免有点太狭隘,太自我封闭。事实上,1927年1月,已有四个儿女的朱自清,虽然“只为家贫成聚散”,由于经济问题而不能把他们都带到身边。遂和妻子(武钟谦)商量,将大儿子阿九和小女孩转由母亲带回扬州。“他和妻子只带两个孩子(阿采和闰生)于2月经由上海回到北平,住到清华西院。这里环境幽静,生活也比较安定,他除了教学之处,乃专心研究旧诗词,模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诗,写了不少诗词,后来曾自题为《蔽帚集》……其目的只是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旧诗词的奥义。”①

其实《荷》文除了对景致的形象显现外,几乎在各段都有富含言外之意的句子贯窜着全文。(全文共十个段落,而在一、二、三、五、六段中均有这样的句子,其实第八段中的“无福消受”和第十段中的“过人头”了,也可算是暗示。)但是,许多论述者却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搪塞而过,不去深究。即使有笔力涉及的,也只是泛泛而谈,如同隔靴搔痒或瞎子摸象。

一、对作者与时代背景的探微

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文章为合事而著,歌诗为合时而作”,政治生活是文学反映的一个不可乎视的,重要的方面。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大凡社会动荡的年代,文学的创作反而是繁盛的。因而把文学与政治一概地剥离或把文学一味地附庸给政治都不是科学的、唯物的。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否与政治粘合,主要应由作者、作品说了算,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分析。而判断《荷》文的主题是否与那特殊时期的政治事件有牵连,如果我们只抓住落款日期(1927年7月),只抓住文眼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只抓住前后对妻儿的描写照应,就去考证“那几天”的确没什么大事,进而转论是怨妻,叹贫或心烦来体现“人文精神”的话,未免显得太迂太古板。因为文学作品的构思与积淀过程同写作落款的敲定并不吻合!有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1928年8月,《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有个姓陈的读者给作者写信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为此朱自清着实忙乎了一阵子,甚至打问到了一个昆虫学家那里。后来他留心观察,“又有两回亲听到月夜的蝉声”,因此感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②这个细节除“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外,③不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落款的时间并非“这几天”的感受,也非某一晚的纪实,而是一段时间,甚至一半年来的思考、观察、体验吗?同样也说明了作者在下笔时,是主观选取了“蝉”的意象,而后却补做了客观的考证。

就作者自身与政治的关系看,王家宏在他的《对<荷塘月色>主题思想的再商榷》中写道:“朱自清先生的生前知交,都认为他是一个潜心做学问,对政治不太关心的人。”并引用王瑶先生所说:“先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国民政府的。”来做依据,又引用刘勇民的论断说:“作为‘斗士’,他对政治的敏感远不及他对自然风光、人情掌故来得细致传神,他可以把梅雨潭的‘绿’写出七八个以上的感受,却常常辨不明政局的好坏,政党的是非,甚至不知道该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什么样的文件上。”④进而得出“从作者的个性气质来看,硬把政治色彩扯进《荷》文是经不起事实推敲的”论断。笔者认为这是很偏颇的,只是片面地达到了对朱自清的“知人”。

史实表明:朱自清在“三一八”惨案之前是一个热衷于新潮思想,政治活动的热血青年。他于1916年8月至1919年6月在北大就学期间,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进步的文化思想实践。以致回到扬州做了中学教师,过上较为平淡的世俗生活后却与他在北大轰轰烈烈的火热生活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心理便有了沉重的失落感——《怅惘》(朱自清诗)。“1921年,他经好友刘延陵介绍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结识了叶圣陶。创办了《诗》刊,又成为了文艺新潮的活跃分子,与复古的反动文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⑤

1925年清华改革,增设大学部,小有名气的朱自清被聘。就在他刚任教不久,一到11月,北平便进入了多事之秋,时局风云变幻。(这里无需赘述),到1926年3月18日,北平200多个社会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朱自清跟随清华学校的队伍前往参加,亲临了这次惨案。“……这时他听到了劈劈啪啪的枪声。过了一会,觉得有鲜血流到他的手臂上和马褂上,心里明白屠杀已在进行了。朱自清茫然跟着众人奔逃出去,这时他身旁的两个同伴又中弹倒下……”①段祺瑞政府为了掩饰血腥罪行,怂恿反动文人歪曲事实,污指共产党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既屠杀于前,复污蔑于后,朱自清看了当时的报纸便勃然大怒,心想:“这究意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呢?”考虑了一会,他乃决意写一篇自己“当场眼见和后来可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⑥ 23日,朱自清怀着满腔义愤,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北平刚刚半年,就历经了这么一场黑色风暴,而且成为目击者,只在屠杀者的枪口下侥幸逃脱。而他认识的清华一学生韦杰三当场被枪击倒,于21日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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