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倾注了作家强烈的爱与憎的感情。人物塑造是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巴金在小说创作中皆集中在刻画人物身上。在巴金笔下，人物众多，形象鲜明。有专横冷酷的封建统治者，勇于牺牲的革命家，幼稚大胆的封建阶级的叛徒，在新旧道德间徘徊的懦弱者，被损害和被侮辱的青年女性，为生活所煎熬的小职员，煤矿里的工人，背井离乡的农民，天真无辜的孩子……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倾注了作家强烈的爱憎感情，有他的爱和恨，血与泪，悲哀和欢乐。例如，巴金把鸣凤塑造成一个心地善良、心灵美好的劳动妇女形象。在她身上，倾注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劳动人民真挚、深沉的爱，把这位纯洁善良的少女诗化了。生活这中的死常常是丑恶的，但悲剧人物的死却以自身道德净化达到美的境界。通过鸣凤投湖前的心理描写，使鸣凤的灵魂升华到更高层次，成为最完美的艺术形象，并通过鸣凤自尽，鞭鞑了高老太爷专横残酷。瑞钰是作家作为典型的贤妻良母来塑造的，赋予她宽容大度、富有同情心的美德，体现了增加的审美理想。在叛逆者觉慧身上，体现了巴金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巴金小说的抒情艺术
巴金的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有感而发，缘情而发，以情为重，以情感人，充分发挥情感的美感作用和艺术功能。巴金说：“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的感情。”作者将自己的爱憎、激情倾注笔端，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是巴金小说创作的显著特色。
1、写真情实感，写进自己的经历，融进自己的激情，充分发挥“我”的抒情职能。
首先，巴金把真实性视为文学的第一要义，追求“写作同生活一致”、“作家同人一致”。
正如巴金在《〈保卫和平的人〉后记》中说：“倘使热心的读者想在这本集子里找寻到一点可取之处，也许就是一个“真”字。”这不仅是对散文而言，对小说也是这样。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巴金就注重一个“真”字。为此，巴金强调，作家是否有一颗真挚的心，能否坚持作家同人一致，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是能否震撼读者心灵，决定艺术作品成败的关键。巴金主张“把心交给读者”、“把心赤裸裸地交了出来”，“要讲心里话”，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并强调要“将个人的感情消融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使表达的感情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就能成为社会的、时代的感情。与这种主张相一致，巴金的小说即显出作者诚实的“人格”力量，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
巴金创作《爱情三部曲》时说：“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我写这三本小说时所经历的感情的波动。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下笔时的内心的激动。更没有一个读者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在《和读者谈〈家〉》中，他更明确地说：“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在魔爪下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象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心灵激动的一切。”这种对艺术真谛的理解和创作实践，是巴金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写进自己的经历，融进自己的激情。
“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跟书中的人物一起生活”。同其他作家创作相比，巴金作品中可追寻的作家生活的印迹更多一些，对小说中反映的生活有更直接、更深刻的体验。在人物典型化处理时，既强调人物有独立的生活逻辑，也加进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或自己情感对人物的渗透，以丰富深化人物内涵。作者在《关于〈寒夜〉》中所说：汪文宣的思想，他看待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我同萧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去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在《〈家〉罗马尼亚文译本序》中强调：“我只写了我熟悉的生活，写下了十九年中的爱与憎。我自己就是在高家那样的封建大家庭里长大的。我从‘魔爪’里逃脱出来……。”在《家》1977年再版后记中也说：“《家》是一部写实的小说，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是我亲眼见过的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就写不出这本小说。”
巴金在小说创作中写进自己经历的同时，融进自己的激情，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别林斯基认为：“激情永远是观念在人的心灵中激发出来的一种热情，并且永远地向往观念。因此，他是一种纯粹精神的、道德的、极其完美的热情。”（《别林斯基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312页）作家的激情，是作家对生活深入观察和深刻体验的结晶。巴金把自己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激情融注到人物形象中，使人物更具有作家的感情色彩。巴金说：“《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我有过觉慧在他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倾吐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过的话：‘让他们来一次牺牲品吧’。”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把自己诗一般的激情倾注笔端，倾入他创造的人物形象身上，因此，巴金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第三、广泛采用第一人称，充分发挥“我”的抒情职能。
巴金的中长篇小说《海底梦》、《春天里的秋天》、《憩园》等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利娜》采用了书信体；《新生》、《第四病室则采用了日记体。即使在《激流三部曲》、《寒夜》里也大量运用日记、书信、人物的倾心交谈、独白，直抒胸臆。如觉慧的日记、觉新、曾树生的信，有助于宣泄人物的感情。
巴金的短篇小说中共有六十四篇是采用第一人称，占全部短篇小说的三分之二。他往往由主人公“我”作为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的身份对读者娓娓长谈、讲故事；或通过“我”对事件的发展和人物命运做出美学评价。《还魂草》通过“我”与两个女孩的交往展开故事，叙述利莎和秦家凤真挚的友谊及敌机轰炸、秦家凤遇难，抒写了对小女孩美好心灵的赞美及对侵略者的愤恨之情。《第二个母亲》以“我”的追忆一个为生活所迫沦落的娼妓的妇女悲惨的一生，作者抒写到：我怜悯那些脆弱的女人，我诅咒那个不合理的制度。”为了这个心愿，“我要活下去”，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通过“我”的观察铺写故事。
2、剖析人物内心世界。
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巴金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精心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让人物内心直接“说话”，或者通过肖像描写、人物语言揭示其心理世界，使人物心理达到高度个性化。
在巴金的小说中，人物大段的抒情独白、或富于诗意的政治式的呼喊，既符合人物独特的个性特点，也是作者感情的宣泄。《家》中鸣凤投湖前的内心独白、钱梅芬对觉民兄弟委婉凄凉的倾诉、瑞钰内心痛苦的剖白，这是作者内心的哀哥，这是作者“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使《家》更具有催人泪下、摄人魂魄的艺术力量。如鸣凤投湖前的内心独白，“她从不成伤害过一个人，她跟别的少女一样，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体。为什么人单单要蹂躏她，伤害她，不给她一瞥温和的眼光，不给她一颗同情的心，甚至没有人来为她发出一身怜悯的叹息！”既直抒鸣凤心中无处倾诉的哀怨，更表现了她对现实社会的怀疑、怨恨、不平和抗挣，主人公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是作者心中愤怒情感的宣泄。鸣凤善良、纯洁、无私的品格也在这段抒情独白中得到最鲜明的体现。为了觉慧的幸福，她愿意抛弃自己的一切：“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自己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远地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她，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自己。“她这样想着，就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鸣凤的自白里，也倾注了巴金对真善美的追求。
在巴金的小说中，作者还善于通过肖像描写、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心理。《寒夜》中，作者精细地剖析了汪母在媳妇出走后，儿子又将被疾病夺走生命，无力挽救，极端苦闷的心理：“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的发疼。她想叫，她想笑。她愿意地板上一个口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巴金也善于用人物的肖像描写展示人物心理。如《家》中对寡居的钱梅芬的描写：“她如今立在他们的面前，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脸，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是一头漆黑的头发，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而且脸上只淡淡敷了一点白粉。”透过外貌可以窥见钱梅芬内心的凄苦、孤寂。
，巴金小说中的情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