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左传》。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三传的渊源』
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春秋三传的今古文之争』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 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春秋三传的现实意义』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流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应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历史著作。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所记载的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它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左传》在文学上和语言上的成就很大。作者既善于突出事物的本质，用简括的语句写出复杂纷繁的事物（特别是善于描写战争），也善于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内心活动，使人物跃然纸上。《左传》中的许多外交辞令也很出色。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郑子产相国》反映出子产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政治智慧，特别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开明风度，表现出一个称职的执政者的知人善任，集思广益，以及如何“爱人”方面的明智和贤达。子产的言论，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作品鉴赏】
《郑子产相国》。节选部分通过子产与然明的对话，表现了子产开明的政治作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从谏如流，政治主题开明
郑国人到乡校聚会议事，谈论执政者的情况。既然是议论执政，那么就会出项这样的情况：或褒奖奖执政者的善举，抨击掌权者的恶行。一般情况下，执政者听到百姓的褒奖自然踌躇满志，得意非常，可当他听到百姓的抨击，可能心里就不那么受用了，很可能会大扫兴致，恼羞成怒，甚至于会对议论者进行政治迫害，让他们闭上自己的乌鸦嘴。但子产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深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他采取了与封堵截然不同的方式——疏导。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对于百姓赞同的，子产就坚决加以推行，对于百姓憎恶的，子产就坚决加以改正，这充分说明子产已经认识到百姓对朝政的议论对治理国家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天下人都有权对朝政进行评论，指出其中的成败得失。如果执政者能够虚心以听，认真采纳，以百姓为师，他就会博采众长，不断改革朝政，使得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同时也赢得百姓的信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这正说明子产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另外子产的疏导政策，也有利于不断降低百姓负面情感的水位，避免严重后果的出现。他打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我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说明了封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既然拼命封堵只能导致百姓不满乃至愤怒的情感水位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堤毁人亡，那倒不如先打开一个缺口，让百姓心中不满情绪及时得到宣泄，从而使百姓的情感水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避免民怨沸腾局面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子产此举无疑是明智的。
综观历史，手中有权就作威作福，防民之口的人如过江之鲫，但象子产那样懂得疏导民怨，借鉴民意，从谏如流的人又有几个呢！这更足见子产的英明。
二、反面衬托，艺术效果显著
文章对子产这一形象的刻画，除了正面刻画之外，又有侧面烘托。这烘托就是拿然明与子产进行对比，在对比中突出子产的远见卓识。文章开头，然明说：“毁乡校， 何如？” 这句话表明然明对百姓的言论很不以为然，甚至想取缔乡校，堵住人们的嘴。和子产相比，然明可以说是鼠目寸光、见识浅陋。如果子产真听了他的话，那么最终肯定是民怨沸腾，百姓也肯定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搅得郑国鸡犬不宁。文章结尾然明又说：“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然明对子产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又从侧面烘托了子产的卓越不凡。同时，他还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了百姓言论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应当说，通过对比，文章更加突出地彰显子产过人的才智与不凡的见识。
郑子产的外交辞令有两大特点，一是婉转有理；二是引古为证。婉转有理，就是“辞顺”，就是顺理成章；引古为证，就是“文”，就是言之有文。《左传》中载录了不少郑子产的辞令，现仅举《郑子产献捷于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例略作说明之：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兢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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