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萧红在发自内心的深沉喟叹中，以自觉的女性意识，以自身“独特的处境和观察事物的角度”深刻地审视着自己以及身边的女性，在其早期的作品里已非常关注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而《呼兰河传》在这方面尤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课所节选的章节，是表现“女性空间”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女性的声音尚显薄弱，但是它毕竟发掘出了《呼兰河传》所不同于以往的其他侧面──那就是对于导致女性悲剧根源的思索，并把这种思索与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化视野相融合。

小团圆媳妇刚到胡家来的时候单纯、活泼、健康，却因为“吃得多”“走得快”被认为“不知羞”“不像个团圆媳妇”，从而遭到婆婆的打骂。婆婆及其帮众们为了帮助小团圆媳妇成为一个符合传统标准的“小团圆媳妇”而狂热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最终导致小团圆媳妇的惨死。然而更可悲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不会产生道德和良心的压力，因为她们信守当时社会话语的合理性，她们不仅看不到自己对小团圆媳妇的伤害，反而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面对小团圆媳妇的死，她们心安理得，甚至多了饭后的谈资。

萧红以敏感的灵魂和细腻的女性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与死，同时她更深刻地意识到，千百年来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更是女性对自己被奴役状态的历史性认同所造成的，是女性自己加速了对女性的异化。这种心理成为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自觉地来规范约束自己和其他女人，《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被女人异化的典型。

萧红笔下的女性是旧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通的女性，不像一个艺术形象，而就是生活中人。这群浸没在男权思想里的女人与封建意识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吃人网，女人同时既是被吃者又是吃人者，她们是男权传统樊篱中的牺牲者、殉葬者和异化者。

2．悲悯情怀与国民性批判

呼兰河城似乎凝固在时间之外，呼兰河人平凡卑琐的日子，也是一天天，一年年，循环往复，亘古如斯：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死了，不过在城边的地上埋了，活着的人哭过以后回家照旧过着日子──“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老胡家的二孙子娶团圆媳妇了，儿子媳妇就成了婆婆，婆媳之间的折磨与反抗，代代相传；有二伯愤慨着“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居然看上了磨房的磨倌，有二伯不成功的“跳井”和“上吊”，又成为老厨子和小城人长久的谈资，不幸与不幸，也互相推波助澜。小说呈现的是呼兰河人在历史与命运中因循反复的死水般的生存状态，用茅盾的话说，《呼兰河传》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虽然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极容易满足”，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们只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生活着，不预约希望，也看不到光明，这种巨大的历史惰性，为呼兰河人原本就灰暗的日常生活笼上了地久天长的悲凉气息。

萧红对呼兰河人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悲悯的情怀，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小说中的这种基调，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作者深深地体验着而不单单是呈现着那浓厚的人生悲凉和空虚，并以她特有的沉郁和永恒的忧患意识发出了慨叹和责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而《呼兰河传》更深层的悲剧意蕴在于揭示出一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下的相互同化和异化、扼杀人性。这在前面“女性的空间”中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作补充说明。

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呼厉号不同，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

（选自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呼兰城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生活惰性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小城在传统文化覆盖下的丑陋和保守，经由萧红的笔触得以生动而令人触目惊心地展现出来，并且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萧红有意识地在追随鲁迅，有着把深广的忧愤投射于人类愚昧和国民劣根性的创作取向。

鲁迅的影响,“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烛照,使得作家对自己生活过的故乡,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弱点,对桎梏妇女解放的封建礼教,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于是，萧红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探求中华民族如何走向新生,民族性格何以能够得到重塑。她以睿智的目光洞察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决绝的态度揭示了封建道德、传统痼疾的无比丑陋,由此自然铸成了鲁迅式的、幽默反讽的喜剧风格,《呼兰河传》就是其贴近《阿Q正传》风格的代表作。在她看来,这种风格,不只能使人们产生浓郁的沉重感,而且也能让人们获得战斗的愉悦感；对于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这种风格是再合适不过的利器了,舍它其谁！

……

对于集闭塞、保守、愚昧之大成的呼兰城,萧红没有采取疾言厉色、匕首投枪般的正面批判,而是把穷形尽相的揭露和鄙视憎恨的态度,包藏在调侃反讽、苦涩悲凉的乡土叙述之中。综观全书,大半以上的叙述,都是调侃反讽的语调,都有弦外之音、弦外之旨。“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才”,呼兰河的人大概都有夜郎自大的恋乡情结,连街市捡粪的孩子也为“我们的呼兰河”而洋洋自得。萧红调侃道:“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他的。”那给呼兰河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大泥坑,萧红总结了它的两条“福利”:“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是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读到这里,谁都会哑然失笑,并陷入对国民性格的审视和沉思。此外,对卖麻花、看野台子戏、养鸡发财的梦想等的叙述,都配有画龙点睛的调侃式议论、反讽式的抒情,显现了作者倾向鲜明的爱憎和犀利诙谐的锋芒,并告诉我们,阿Q远没有寿终正寝,他的幽灵正在我们中间游荡！

……

揭示病态的国民灵魂,是萧红文学创作的执著追求和书写不尽的母题,《呼兰河传》是她这种追求的完美实践。萧红文学观念的形成,虽然有她自己的艰辛探索,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一生创作了无数揭示国民灵魂的经典之作,以推动国人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进步转向,引领公众粉碎千百年的封建枷锁,是振聋发聩的醒世洪钟,是古老民族的精神食粮。萧红正是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学道路不断前进的。1938年,在武汉的抗战文艺座谈会上,她就提出:“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旅居日本的时候,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又指出中国人具有“民族的病态”和“病态的灵魂”。可见,批判愚昧的文学观念在她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所以,《呼兰河传》在香港的闪亮登场,绝非偶然。它既不是作家在生活枯竭下病态的产物,也不是作家心情寂寞的怀乡之作,更不是作家“已经无力和现实搏斗”而“屈服了”的作品,它是萧红经过长期思考对丑陋民族灵魂的深刻剖示,是作家对祖国、对民族、对故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的宣泄和释放。

（选自王科《“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

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关于节选部分

一、节选部分前后的主要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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