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势利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从讥讽势利起始，到谴责势利为结，对势利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具有长久的历时性”。匡超人只认提拔他的李本瑛为老师，而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可一旦传说他所拜的老师李本瑛被参而可能连累他时，又认为真是“晦气”；但在李本瑛升任为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时，他又表示将不日即来赴教。可见“老师”和“门生”这层关系是以对自己是否有益来确定的。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虽然势利之风遍及各个阶层，历久而不衰，但仔细读来，作者所描写和谴责的势利现象又多出现于士林和官场。在吴敬梓笔下，无论是秀才如匡超人、进士如王惠。整个社会都被势利之风所浸染。如此描写与作者的实际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吴敬梓出生并生活于他的家族由盛而衰之际，他由此而饱尝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产生了对势利社会的无穷愤慨。
匡超人变质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其蜕变的根源。吴敬梓对他予以讽刺，目的是对造成这样畸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给以揭露。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但他能够在清朝的盛世的现实环境中正视封建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他的思想跳出流俗的表现，也正是《儒林外史》能够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原因。
五、探讨讽刺艺术手法。
其一、冷静的讽刺描写。这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中，不作主观的情绪流露，语言含蓄，对人对事都是白描的手法。讽刺场面越热烈，作者的笔触就越冷静犀利，这种冷静的文字是作者深沉哀痛，力透纸背之作。比如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对着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是这种语气越是冷静，在读者心目中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潘三固然作了许多坏事，现身陷缧绁是罪有应得，但匡超人却不应弃之不理。想当初潘三待匡超人也不薄，被捕后也未将匡超人供出来，此时匡超人不念半点旧日情分，其心如蛇虫螫毒。可见这种冷静的笔法能起到最大限度的艺术效果，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情绪。
其三、在谎言世界里揭露人物的丑恶嘴脸。他本已娶妻郑氏，却在李“恩师”问及可曾婚娶时，“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只得答道：‘还不曾’。”只这三个字的谎言使他又得娶李“恩师”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外甥女，又得了极其可观的数百金的装奁，享了好几个月的天福。在匡超人进京途中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大肆地吹牛撒谎：“我的文名也够了……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者‘先儒匡子之神位’。” 这被牛布衣一语点破：“所谓‘先儒’者，乃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在这样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揭开匡超人那麒麟皮下的马脚。这使匡超人这一形象更有概括性。
其三、极度的夸张。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其四、对比的方法。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吴敬梓多次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比如说匡超人在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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