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徐志强《宗祖的梦寻──原形批评与文本解读》，
载《文学新思维》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五、故事怎样讲
叙述，是小说的重要因素：首先，故事是由谁来说，讲述者不同，它的视角和口吻会不一样。叙述的角度可以分为“全知全觉”（作者像上帝一样，什么都知道）和“有限视角”（作者完全依赖人物的眼睛来看小说中的世界）；其次，用怎样的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我）还是“第三人称”（他）来叙述。前者给人真实亲切感，后者比较自由，不受束缚地出入人物和情节中。《红高粱》的作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还煞有介事地称自己“曾经跑回高密老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好像自己在真实客观地叙述一部家史，为了掩人耳目，还冷不丁地搬出所谓“县志”。这一点和《红旗谱》不同，《红旗谱》是根据真实史实所创作的，源于事实高于事实，作者也并不回避自己创作的意图；而《红高粱》的作者虚构故事，却要披上一件“事实”的外衣，好像一个客观的叙述者，告诉读者这是报道而不是创作。这也可以说是《红高粱》对革命战争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
《红高粱》讲故事的手法巧妙、多样，可以说引人入胜。它并不是单一向度的。“我”是故事的讲述人，但是主要的视角却是“父亲”的，第一人称的讲述时时滑到第三人称（父亲）的叙述中。视角与人称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摇曳生姿，在时间跨越中，使小说的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不仅如此，像奶奶临终前的大段意识幻觉，在以“我”为叙述人的结构中，更是有违常规，作者却挥洒而就，一点儿也没有生硬与拼凑之嫌。
莫言小说最有特点的是他的叙事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形式上是将叙述视角定位在第一人称“我”的位置上，以“我”的口吻叙述祖父母余占鳌、戴凤莲和父亲豆官的抗战经历，但在叙述中，叙事人又突破了第一人称的限制，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解放后出生的“我”根本无法亲历的故事。作者实际上是将叙述岔入了父亲豆官的视角，或者干脆甩开第一人称视野，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中展开叙述。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一方面使整个作品看上去是“我”在叙述自己家族的故事，给人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获得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那种视野的开阔性。
(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这是从小说叙事方面所做的分析，从接受美学与文本阅读的角度，体会《红高粱》的艺术特点，你也许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传统的小说制作都有一定的路数。其中一条就是对某些固定主题和模式的重复。因而，在对小说的分类中，人们往往用爱情小说、战争小说、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等专用术语来确定小说的性质。这种情形意味着小说创作总是在重复过去同类性质小说的模式，并由此花样翻新，讲述着本质相似内容不同的故事，从深层意义上说，创作就是一种变相的复制。《红高粱》的本文设计也是从复制开始的。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是“我爷爷余占鳌带着他的人马去打日本鬼子”。这个故事模式已为所有的中国读者熟知，因为多少年来，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类似的小说和电影。在写法上，《红高粱》似乎也试图遵循传统的创作原则。首先，传统小说创作原则强调故事性，讲究悬念设计。莫言则在小说一开头就写道：“1939年古历 八月初九 ，我父亲这个土匪种14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14岁的小孩、传奇英雄、伏击汽车队，这简洁的概括性交代，已足以引起读者对战斗故事的兴趣，并同时可能推想出少年英雄的出色表现，英雄司令的出奇制胜等等动人的情节。其次，传统小说强调真实。一是通过叙述状态的真实感来抹去小说本身固有的“回忆性”所带来的不真实感，二是通过加强细部真实造成一种可感的如在目前的阅读效果。《红高粱》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首先，它将事实上迟于小说的故事用一种正在进行的语态表现出来，并让“我父亲”以亲历者的姿态去目击它，感受它。由此也将过时的故事转化为读者感觉中的现时情景。其次，细部真实被高度重视。细节几乎成了表达的主要内容。“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类似的细节是《红高粱》细节描写的基本情态。这种对人物近距离的观察无疑也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
但是，当读者进一步阅读时，便会发现“复制”故事仅仅是一个圈套，一种手段。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战斗故事并不是小说的叙事目的。因而，在告诉读者“故事”的时候，小说便由复制走向改写，这种改写大大偏离了读者事先的预测，也大大背离了以往同类小说的叙事规则，由此也将读者引入一种陌生的语言情景中。
这种改写首先表现为在复制故事的同时淡化了故事。传统的小说复制也需要必要的“改写”，但改写本身只是某些因素的增删，并没有改变传统小说一贯要求的情节的完整性与故事的曲折性。突出情节与故事依然是小说写作的任务。但《红高粱》的改写是真正的改写。故事情节随着阅读的进展而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主要是因为人物事件不断脱离故事的中心即打日本的活动而走向独立。叙述人在展开情节时，并未一心一意地围绕打日本人的事件进行叙述，相反，他一方面借行军过程演述了家族故事，让“我奶奶”“我爷爷”“我父亲”纷纷出场，向读者公布家族历史中的英雄故事和风流故事，又通过“我父亲”的视角引进各种故事和人物，怕死的王文义，善良隐忍的罗汉大爷，任副官和余大牙关于女人的冲突以及其他血腥的和豪迈的故事，都以穿插的形式不断出现，从而有效地阻挡了读者对情节实际进展情况的关注。于是，情节意味淡化了。情节仅仅是人物与故事表现的场所或线索。在人物与情节似连实断的关系中，读者只能更多地将视线转向人物，转向红高粱地里的风情。阅读活动不再仅仅是对故事结局的探究，而更多地表现为对人物精神的辨认。
改写也使景物从对故事情节因果链条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变成独立的意象符号。传统小说中，景物描写总属于从属地位，或是烘托气氛，或是象征某种精神，都要服务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因而它在小说中表现为局部性的点缀，读者无法在阅读中形成对景物的整体感。《红高粱》显然以景物见长，但是红高粱、血海及墨水河边的神秘气氛不仅构成一种背景，而且也构成了影响和左右叙事走向的基本力量。红高粱与血海无处不在，既出现于叙述人的视野中，也出现在人物的视野乃至人物的感觉中。情节的因果连续不仅没有得到景物的有力支持，反而被不断出现的红高粱和血海所淹没。由此引发的是另一些人物，另一种故事，在这种情形下，不再是景物服从人物与故事，而是故事、人物离开了打鬼子的主线服从了景物的调遣。于是，读者自然会放弃旧有的阅读习惯，把对景物的关注作为理解本文的钥匙。
改写的另一种结果是时间感的消失。在传统小说中，时间顺序一直是组织情节发展的因素，情节因果关系一般来说都与时间顺序成正比。读者不仅能凭经验判断出故事发生的时间，而且也能对事件发生演变的顺序一目了然。《红高粱》也似乎强调时间给读者的真实感。开篇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的介绍，其精确性足以使读者回想起当年的社会背景。但是，战斗进程的时间顺序不久就被打断。这主要是由于对各种故事和人物的引进以及景物对情节的遮掩。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回忆与想像实现的。但回忆与想像并不是在单一的时间维度上进行，相反却混淆了两种时间视点。在本文中大多数的景物与场面都通过“父亲”的视角被显示出来，而父亲的感觉在读者的经验里属于过去了的进行时，应属于伪装过的历史时间。但同时，作为叙事人“我”站在当今的视点上注视前辈的行为及其生活过的高粱地，前辈感觉到的一切以及他们身外的世界又都在“我”的视野中展开，当“我”与父辈一同注视同一事件同一景物时，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距离消失了。距离感的消失导致了非时间化，读者在经历了时间的困扰后，最终会放弃对时间的留意，一如注视红高粱一样去注视其中的家族故事和血与火的故事。于是，人物与自然一起背离了时间，变成了超越于时间之外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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