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