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长，只是个传说——《阿长与〈山海经〉》关键词例析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

教参说这是作者“儿时的感觉”。难以想象：一个儿童听了“美女蛇”的故事，即产生了“做人之险”的人生感慨；同样，小孩听“山寨”故事，就能悟出它的荒唐？换句话说，这显然是作者“现时的眼光”。问题是，无论阿长是无知也好，吹牛也罢，作者何至于去和这么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过不去”，以至于加以嘲弄呢？

1925年，上海暴发了“五卅运动”。事件发生后，陈源接连发表了《五卅运动》、《干着急》、《多数与少数》、《智识阶级》等文章。他在文中，一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也对执政府的黑暗和腐败作了严正的批判；另一方面，反对学生赤手空拳地与军警搏斗，认为“真不值得”。可见，在上述方面，他与鲁迅的思想不无相通之处。在“宣战”问题上，陈源宣称：“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多数与少数》）因而主张，“不妨据理力争”，“尽可理直气壮与他评一评理”，这样，“英国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仔细想想，这种观点，很有一点象阿长说的“脱下裤子，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一样的可笑、荒唐。这或许就是鲁迅嘲弄阿长的意图所在。

在讽刺甲时，顺便刺一下乙，也是鲁迅在写作时的常用方法。这里，我们再引一段史料：“杨氏出言荒谬，有如村媪，如前孙中山先生来京时，同学皆主张欢迎，杨禁止曰：‘孙为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者，若随波逐流，将来女界大受其影响。’”（《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女师大风潮纪事》晚愚）很明显，杨荫榆对一个人所共知事实的认知，竟然如此漠视和糊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则确与村媪无异。

第二处的“神力”，下文还要论及。

三、惹  惹，本义为招引，引起，且多指不好的事情。而本文则说“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让自己对读书产生兴趣，本是叔祖的“功劳”，而这里反说是“惹”，于情理不通。鲁迅先生曾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 ”（《两地书·原信》二十四 ）这里，我认为此处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众所周知，在女师大风潮中，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不但支持和参与了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而且还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违法抗令”等罪名，呈文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佥事”一职。同时，章士钊还是《甲寅》派的代表。因此，鲁迅与章士钊之间的斗争，除了在女师大事件上的抗争外，主要还是对封建复古思潮的抨击。本文中，作者说“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接着列出不少名目很生的书。我认为这同样是有所针对的。请看：

陈西滢《做学问的工具》曾吹捧道：“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我是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房，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对此，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讽刺道“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现在呢，想来一定更多的了。”

其二，鲁迅曾说自己作文“好作短文，好用反语”。在本文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将其归为“巫书”，作者的这一观点，好恶立判，联系本文中对书的粗拙的强调，那他所说的“新的敬意”“神力”“宝书”等应属为“反语”。我认为就是对所谓的国粹假古董的讽刺。

其三，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提到了他与徐志摩发生纠葛的一件往事。《语丝》1924年12月1日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还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把诗人的主观感受渲染到了神秘的程度。对此，鲁迅在《语丝》第五期发表《“音乐”？》一文，加以嘲讽。波德莱尔被称为现代派的鼻祖，“从恶中抽出美”的另类美学观和反讽手法的运用，备受人们推崇。而本文中以叔祖太太的一句咒骂，信手拈来，看似无意的一笔，其实又是他的顺便一刺的手段，同时也佐证了此处的反讽意味。

四、孤孀  杨荫榆，是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直接交锋的人物之一。房向东在《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中谈到：杨荫榆虽然留过学，接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但她在女师大中，所推行的依然是极富封建色彩的奴化教育，鼓吹“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有关女师大风潮的原始史料”所载，杨荫榆到女师大后，一方面秉承章士钊“整顿学风”的旨意，订立了许多繁琐的“规矩”，另一方面，在实际处事时，又将这些规矩置之脑后，自己带头“违规操作”。以亲疏处理学生，就是风潮发动的最初动因之一。鲁迅在文中，把它比喻为“鬼打墙”，把这类人斥之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和“寡妇主义”。而就是这“寡妇主义”，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是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因而招致了非难。说人“孤孀”，确有“骂”的意味，即使亲近如阿长者，强调她的不幸，也不一定非要拿她“孤孀”身世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如果是借以针对杨荫榆，鲁迅的言语未免有点刻薄。按房向东先生的说法，一是作者的这种感受郁积已久，二是如鲁迅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即为就事论事，即使是牛荫榆、马荫榆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综观鲁迅的作品可以发现，“虽然鲁迅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者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被亵渎的鲁迅·序》孙郁）

也许，有人会觉得上述的分析失之牵强。但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 ”（《碰壁”之后》） 同样，鲁迅那时“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处于与现代评论派鏖战的阶段，作者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去创作一些供“供雅人摩挲”的性灵文章。当然，“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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