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以最大的勇气，说出“真实”，就会摆脱空虚吗？
涓生怀着结束一切，开始“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的希望与决心，向子君坦言——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出乎涓生意料之外，完全无力承受失去爱情的重担的子君立刻陷入“恐怖”，在离开了涓生之后，“她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
涓生立刻受到良心的自责，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
“……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
“……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这里所必须面对的自我审判是双重的：说出真话，使自己获得了真实，却将“真实的
重担”卸给了曾经给予自己以巨大的爱的“她”，让她独自承担面对真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自然应该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而同时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负着虚伪的重担”也即独自承担“虚伪（说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勇气”？而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却是自己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须承受惩罚：为摆脱虚空选择了真实，却换来了更大的虚空。
这就是说，无论“说”与“不说”，选择“真实”还是“说谎”，同样逃避不了“虚空”，并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子君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而涓生的处境却具有荒诞的意味。虚空或绝望不仅是一种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选择因而都是‘虚空’与‘绝望’的。这种‘虚空’与‘绝望’是内在于人的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或犯罪感”， 也就是说，困惑是存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
小说的结尾，是真正“鲁迅式”的——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他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他宽容，或者使他快意……。”
这里的“鬼魂”、“地狱”的恐怖，“孽风怒吼”、“毒焰烧尽”的酷烈，都属于鲁迅。鲁迅正是要将他的人物（或许还有他自己）置于这样的绝境，在大恐怖、大酷烈中，完成真忏悔，并以此作为“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的“第一步”。然后——
“我要将真实深深地埋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即使明知无论选择“真实”还是“遗忘和说谎”，都不能摆脱虚空与绝望，但仍然要将这两者都承担起来——这也正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
而且这样的选择的困惑，是终生缠绕鲁迅的。人们熟读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却很少注意到贯穿全篇的“说（写，记得）”还是“不说（沉默，遗忘）”的困惑：“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没有？”——“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言语？”——“（我一定要将这一切）显示于非人间”，“我正有一点写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不说，沉默，就意味着对黑暗现实的回避，意味着对压迫与痛苦的忍受，也就意味着生命的虚空与精神的死亡；说，又如何呢？面对“非人间”的血的屠戮，说（写）有什么用？不过是显示自己的软弱，徒然“使他们快意于我的痛苦”。而且说话（著文）能够沟通相互隔绝的心灵么？“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这是一个“沉默”导致虚空与死亡，“开口”又空虚、无用的两难选择。这一困惑对于以写作为生命实现方式的鲁迅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因此，直到逝世之前的１９３６年２ 月，鲁迅还写下了《我要骗人》这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不得不“骗人”的矛盾，困惑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所看到的鲁迅的文字，包括本讲所着重讨论的“最具鲁迅气氛”的小说，都是鲁迅在“真实”与“说谎”之间苦苦挣扎的产物。
（本讲阅读篇目）
在酒楼上（收《彷徨》）
孤独者（收《彷徨》）
伤逝（收《彷徨》）
长明灯（收《彷徨》）
头发的故事（收《呐喊》）
故乡（收《呐喊》）
范爱农（收《朝花夕拾》）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而已集》）
写在《坟》后面（收《坟》）
记念刘和珍君（收《华盖集续编》）
我要骗人（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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