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三】
(1)(解放日报网)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昨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政策，二来也想听听你们的心声。”夜排档整治机动队队长王文达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才到上海三个星期的曹磊马上站起来说：“我家的几亩田都被淹了，我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就是做点小生意，搞不懂为什么要被你们抓来抓去的。”40多岁的林小风也站起来说：“我们从事的是饮食行业，民以食为天，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知道摆排档会影响市容，但是污染和噪音也不是很大啊。”
“说是便民排档，满足群众需要，你们考虑过卫生保证吗?在座的谁有健康合格证?”听罢摊贩诉苦，工商执法队队长李建纲忍不住开口，“你们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记更要合法。谋生之道不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虹口公安分局提篮桥派出所副所长史徐民针对无证摊贩阻碍执法，雇“线人”通风报信，甚至殴打城管队员的行为展开法制教育。
城管队大队长陈乐喜的发言则掏了心窝子：“看到你们东躲西藏，我心里不是滋味。上海是个法制社会，近年来排档越来越少，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会全部消失?”他把目光转向曹磊：“小伙子我劝你，装潢、厨师、洗碗工，干什么不好?无证摆摊这一行长不了。”也许没想到陈大队长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曹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小摊主张大卫告诉记者，一开始城管队请他上门“做客”，还有点不敢去，这会不会是“请君人瓮”?城管队员找他谈了多次，考虑了近一周，他才约好同乡一起来。“我今天觉得挺感动的，从来没有这样和领导坐在一起交流，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做排档生意只能是过渡的，今后打算另谋出路。”张大卫说，今天各部门介绍的外来劳动力市场用工信息让他收获不小，对违法设摊给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有了新的认识。
(2)(解放日报)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说，作为小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会跟城管队员发生摩擦。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
社会学者周大卫认为，当尊重民生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时，全国各地曾经固守己见的城市管理者们会慢慢变得宽容，他们试图以更理性务实的方式去创造城市的和谐，转“堵”为“疏”、“有限开禁”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仿效者。但是他同时指出，开禁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有对马路摊点进行有序管理，他们在方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才不至于扰乱老百姓的生活。
(3)(东北新闻网)2008年3月1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府举行了“城管工作进万家”暨“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城管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商户、进工地、进校园、进乡镇”的活动在南宁全面展开。同时，3月19日被确定为南宁市“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给定资料四】
(快报)城管来了，小贩逃走;城管与小贩聊天，又被指“不作为”被开除。在全国各城市“设摊”与“禁摊”的激烈讨论声中，全国第一部将“摊点合法化”内容写进条文的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修正案)》于2009年5月20日获得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南京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法规形式将这一理念确立的城市。“可以摆摊设点的地段和经营时间，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不影响市容和交通以及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确定，报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虽然这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它却有可能终结城管与摊贩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和矛盾。第二天，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刘国强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全是要求采访的媒体和想申请摊位的市民，原因就是：修改后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明确写入了“摊点合法化”的内容。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城管暴力执法”，有52.5万条信息;而输入“暴力抗法”，也有46.2万条记录。“发生这么多的冲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感觉群众对摊点有很大的需求，根本是堵不胜堵，而化解矛盾也必然是从源头做起。”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马良琪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每当经济不好，社区里居民缺乏收入来源的时候，早餐摊就会大量增加。一个摊子，有时候能帮一家人渡过难关。而本次摊点“合法化”，预计全市的摊位可以增加60%，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困难户提供一条生存之道。
【给定资料五】
(新快报)2009年2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做客广州发表演讲。以下是记者报道这一新闻事件的摘要：
就这几年的热点，何兵指出解放小摊贩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解决就业，也可以消除制度的内在紧张。城管与摊贩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博弈的主客关系。何兵强调，对摊贩的非法化实际上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引述了一篇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那时，湖北黄冈一农民因贩卖鱼秧，被说服教育后割断了“资本主义尾巴”。城管与摊贩的追逐，他们的“都市游击战”从那时就开始了。根据对新闻事件的解读，何兵认为，这种“都市游击战”有两种可怕的后果。一是城管黑帮化;二是摊贩黑社会化。无论是“软暴力”还是“硬暴力”，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不仅公众对城管认同度低，据调查，逾八成的城管人员自己竟然也缺乏职业认同。前段时间一个10岁小学生，为父亲是城管而感到自卑，这让人们记忆犹新。何兵强调，解放摊贩实际上也是在解放城管。
小摊贩是弱势群体。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这本身就值得鼓励。何兵指出，摊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重视“摊贩经济”。他认为，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许多的优点：1.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消费品的理想来源;2.;3.。何兵指出，按大陆人口推算，全国大约有3000万摊贩，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合法化了摊贩后，城管干什么?何兵认为，合法化摊贩后城管并不需要消失，但要转变职能，从“执法”变为服务。他不赞成废除城管队伍，但城管应当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转变工作思想并转变职能。否则，他们干得越好，人民群众越不满意。他表示，摊贩治理，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中国难题”，世界各地都曾经历过失业人群“摊贩化”。在治理小摊贩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给定资料六】
(国际先驱导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有活动，美国街头出来卖纪念品的就不少。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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