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三、教育发展的反周期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以超越常规的力度发展教育，不仅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抵御经济周期冲击的有效举措。反过来说，严峻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推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许多国家都曾经在经济萧条时期，把深化教育和加强培训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把学生在校时间大幅度延长，使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长了一倍，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增加了50%。二战结束后，针对1200万退伍军人造成的就业压力，美国在1944年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保障法》，其中最主要的举措就是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或职业学院，最后有800多万人利用这个机会拿到了更高的学历。这两轮教育发展的回报，是美国此后几十年的持续繁荣。

　　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低谷的时期，我国在有效治理失业和下岗问题的同时，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政策意图，一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需要，二是家庭教育投入的增加可以成为内需的刺激因素，三是借此延长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就业压力。上述扩大教育规模的理由，当前仍然存在，因此，这一宝贵经验也应该用来化解危机造成的就业冲击，把超常规发展教育作为反周期政策的重要手段。

　　首先，与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有了长足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但是，我国教育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除了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之外，我国受教育年龄人口的在学率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其次，扩大公共和家庭教育支出都具有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国际比较显示，20xx年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8%，只相当于法国的50%，德国的67%，日本的82%、英国的56%和美国的58%。这还不是实际差距，因为教育投入规模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当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的时候，也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根据这个原理进行调整，由于中国目前总人口中仍然有更大比例人口处在受教育阶段，因此，调整后实际公共投入为GDP的2.4%，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仅仅为法国的39%，德国的44%，日本的53%，英国的44%和美国的50%。

　　此外，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为86%，发展中国家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在80%左右，而中国仅为46%。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教育私人支出比例高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可见，如果公共投入比重提高，通过解除家庭教育投资的后顾之忧，可以刺激家庭正常消费。

　　第三，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学校扩大招生的经验，延缓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于减轻因宏观经济周期产生的就业压力，具有明显的效果。例如，上一次扩招是从1999年开始，而1999年和20xx年恰好是城镇失业率最高的年份。而在20xx年和20xx年第一届扩招学生毕业之际，失业率已经开始进入低点，并且从此以后持续降低。鉴于本次失业的周期性质，类似的效果同样可以预期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经常呼吁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学历越高就业越困难的现象。表面看来，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毕业和初中毕业劳动者的失业率分别为3.3%、5.9%和7.7%，而高中和大学专科的失业率高达13.0%和13.4%，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的失业率为11.9%和10.4%，但是，这是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现象。因为一般来说，学历比较低的劳动者群体，更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和较为不满意的岗位，而较高学历的劳动者则有更高的就业预期，因而在选择岗位时寻找和等候的时间更长。因此，提高教育并辅之以更加对路的就业培训，只能提高青年人的就业竞争力，而不是相反。

　　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反周期政策的重要措施。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直接导致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例如，在回顾罗斯福应对经济萧条政策时，许多研究者认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不是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他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危机，但在危机时期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和生活。类似地，美国最近也在就全民医疗保险进行热烈的讨论。

　　我国在上个世纪末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低谷时，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城镇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社会补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条基本保障线，既有效地稳定了居民生活水平，又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一长期任务。这可以说是上一次经历金融危机时取得的重要制度成果，也是改革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迈出的最大步伐。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仍然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和农村居民，被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的程度很低。

　　居民对风险和冲击的不确定预期，如对养老、患病和失业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他们的消费行为，即需要靠自我保障应对这些风险的预期，导致居民过高的储蓄率和偏低的消费率。而面对经济危机时，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与稳定，最需要启动的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至少在全球经济整体恢复之前将会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刺激计划，无疑会有力地拉动内需。但是，这种内需只是投资需求，如果没有居民消费需求的跟进，增长终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此，通过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刺激居民消费，是把保民生与保增长相结合的有效的反周期手段。

　　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在各种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将有助于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振消费信心，不仅有刺激经济的短期效果，也有完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长期效应。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是一项长期的建设任务，而刺激消费需求是应对危机的短期要求，因此没有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作为反周期政策的优先领域。需要看到的是，我国社会保障上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保障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保障制度的有无。在解决保障水平的高低问题时，可能会逐渐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但是，解决保障制度的覆盖与否，却可以即刻改变居民消费行为。

　　此外，由于扩大社会保障所引发的消费，主要在于以低收入居民为消费主体的低端商品，而这类商品恰恰是我国在出口市场上遭受冲击最大的部分，因此，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刺激消费，不仅可以改善民生，也有利于启动因出口下降所闲置的生产能力。依靠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刺激普通商品的消费，预期比发放消费券的效果更明显、直接。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刺激消费的效果，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表现尤其明显。在金融危机形势下，遭受失业或降低收入的冲击。社会保障制度是他们保持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重要安全网。我们的粗略估算表明，对于收入最低的1/5城镇居民（20xx年约1.18亿人），在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项目中只要多覆盖任意一项，每年增加的消费支出总额就可以达到100亿元。看上去这个消费支出总额似乎并不大，但是，危机时期收入水平往往是降低的，而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的效果，恰好体现在收入不变，甚至有所下降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提高消费水平。由于农(！)村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很低，如果把更多的保障项目延伸到农村，所产生的刺激消费效果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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