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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长江上游水环境问题调研报告（一）,
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在遗产的申报文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文件中，并无“高程控制”一说，三江并流遗产地包括了三条江在内的完整的垂直区域。但后来却出现了所谓“区域划出、高程控制、充分协调”的原则，其目的也是为了给进入世界遗产地的水电工程开绿灯。而且，视梯级水库最高水位的不同，给出了所谓的高程控制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控制高程以下为可以进行大规模水电建设的区域，以某一等高线肢解世界遗产地，无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三江并流地区垂直自然生态系统和景观系统的保护要求，把三江并流的“江”排除在遗产地保护区域之外，从而破坏了世界遗产完整性的原则。
三江并流自20xx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连续在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为重点监测保护项目。20xx年7月，一份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派往三江并流遗产地的专家考察组提交的报告指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正在规划的水电开发，被改划边界以适应开矿、建大坝等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提议中的调整将会造成原遗产地总面积20％的缩减”，而这将“直接影响世界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20xx年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要求中国政府在20xx年2月1日以前，提供补充材料，供31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以确定是否将三江并流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之中。第30届世遗大会的文件中写道，初步的决议是：促请中国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再次重申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以来对三江并流的强烈关注，水电开发对遗产地及下游社区的潜在影响；考虑到任何在遗产地内或会显着影响到世界遗产地的水坝建设，都有可能会使得这个遗产地被列入濒危名单中。
国家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凤武说，三江并流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区域，跨越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3条大江。在三江并流遗产地的周围以及3条大江上的任何大型工程建设，都可能对遗产地产生间接影响。中国对这类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会前，中国代表团向世界遗产中心递交了一份说明，澄清了“改变边界”的说法，称其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在金沙江和怒江上的任何拟建水电站项目也都未得到国家批准。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在三江并流遗产地内或周边地区兴建大型工程。中国代表团有关人士还表示，地方政府无权对世界遗产地作出任何改动。（张可佳，三江并流被列入重点监测项目水电开发危及生态，中国青年报，20xx年7月18日）
但事实是，金沙江中游包括上虎跳峡、两家人在内的八级电站的施工或前期准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xx年3月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常务委员、长江设计院原总工徐麟祥曾指出，修订后的金沙江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还没有经过国家审批。在此情况下，水电开发却按高坝方案积极推进各项前期工作，并将虎跳峡梯级更名为龙蟠水电站，以逃避社会的关注，必将引发各种矛盾和投资的浪费，甚为不妥。虎跳峡水电站上峡口高坝建设方案，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而且存在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国家决策一定要慎重。
20xx年6月，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会议代表通过了中国政府提交的“三江并流”整治方案，三江并流被要求“停止目前遗产地附近的矿产开采，并对水坝、电站可能带来的破坏进行完善评估”，“三江并流”将在明年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再次接受验收，如果仍没有明显改善，将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3.2.6泥砂淤积与洪涝灾害
库区泥沙淤积的速度超过预想的状况，实际上是中国已建成的大型水电工程或水库中的普遍现象，所以三峡库区出现这一现象也并不令人意外。以长江上游已建成的一些电站水库为例：大渡河上的龚嘴电站，1971年建成后至20xx年，总库容损失损失已达70%左右，其中520m以下的沉沙库容损失已达92.4%；长江支流乌江上的乌江渡水库，水库运行仅4年，坝前的淤沙厚度已达30m ，达到原设计50年才达到的淤积程度。水库泥沙迅速淤积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水库库容迅速减小，失去调节能力，使原来设计的发电能力大大降低；泥沙淤积造成水库大坝以上的河床抬高，也使水位抬高，使上游面临更大范围的淹没与洪水威胁。
以龚嘴水库为例，（童思陈、周建军，水库淤积初步平衡问题，泥沙研究，20xx年第5期），除了总库容的淤积损失以外，兴利库容损失与库尾河床的抬升现仍然在加速发展，库尾因泥沙淤积产生的水位抬升，对成昆铁路的威胁日益严重。
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在历来的宣传中都被称为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通过“蓄清排浑”等手段，可确保无虞。但实际上，考虑到长江上游最大的货运港口—九龙坡港将被淤死的前景，重庆投资新建的寸滩港预计在20xx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长江上游的大型电站水库的修建，又都是以拦蓄泥沙、为三峡工程服务为主要理由的。而在逻辑上显得十分荒唐的是，在提出这些理由的时候，这些“拦沙水库”本身的泥沙淤积及其危害，似乎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3.2.7梯级电站大坝给长江上游航运造成障碍与瓶颈
弃水路走旱路的翻坝运输，原来是三峡工程在建设期碍航时的一项应急转运措施。但自20xx年6月二期蓄水及三峡船闸正式开放以来，船闸碍航的矛盾却日益突出。据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数据，在20xx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占半年通航天数的60.4%.虽然因水库蓄水、船闸冲砂、大雾、洪水、船闸检修等造成的船闸停航，对船只积压有影响，但三峡通航管理局的各种数据显示，三峡船闸已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而且20xx年6月以后，所有滚装船已不再经过船闸，一律实行“水陆水”翻坝转运；重庆与宜昌间的客船也已全部实行大坝上下的水陆转接而不过坝，但“船闸瓶颈”的矛盾仍很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船闸的实际最大通过能力约3400万吨，与设计通过能力5000万吨相差太远。而即使船闸通过能力可以达到设计的5000万吨，也无法满足长江上游水运运量增长的需求。
再以长江上游原来最重要的通航河流—嘉陵江为例，根据以发电和航运为主要功能的十七级梯级枢纽规划，通过对马回、青居、东西关三个曲流的截弯取直，将缩短航道56.2km，另外通过库区水位的提升以及各个枢纽之间回水的衔接，将使河道的通过能力达到四级航道标准，可通行500吨级的船舶、1000吨级的船队。但是，按照目前各级枢纽蓄水发电的运行方式以及水资源量的实际状况，在枯期半年，许多河段的流量都无法满足通航的要求，而且已建成的枢纽为满足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都以发电功能为首要选择，由于电站的昼夜调峰运行，造成了坝上、坝下水位“朝涨夕落”、“朝落夕涨”的频繁变动，也使通航条件受到限制。
水库泥沙问题也是碍航的重大影响因素，同样以嘉陵江为例，嘉陵江的泥沙含量居长江各支流之首，年输沙量约为1.36亿吨，约占长江上游年输沙量的26%.十七级电航枢纽目前已建成的水库，在水库尾端水位变动区，泥砂淤积已比较严重。红岩子枢纽在一两年内，下船闸的泥砂淤积就厚达1.7m至1.8m.而且由于航道整治的滞后，有些河段的航道等级在枢纽建成后反而有所下降。
3.2.8淹没损失与移民问题
大型水电工程和其它的许多大型工程一样，都以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它们带来的利益主要集中于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地方政府手中，现行的体制以及移民政策，导致许多商业性的工程开发项目，都以国家的名义强行低价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损失物的测量与补偿标准的制定都由开发商与政府单方面进行，移民工作由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签定责任状而强制推行，工程造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无法参予到物权处置与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无选择地接受与服从。移民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原有生活来源丧失而又缺乏替代的生计、生活水平下降，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与扶贫脱困的许诺南辕北辙。
由于长江上游的大型水电工程淹没的几乎都是原来人口、耕地最集中也最富庶的河谷地带，大部分移民不得不后靠安置到更高的山坡地上，使得土地的人口承载密度更高，所能提供的耕作条件更差，环境承载压力也大大增加，使得要解决这些移民的生计、同时又要保护库区的生态环境面临更大的困难。
以四川大渡河干流上在建的规模最大的瀑布沟电站为例，该电站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坝高186m，库区淹没耕地5.04万亩，涉及汉源、石棉、甘洛三县的20个乡（镇）的65个村，共需迁移人口10万人以上，其中汉源县城需整体搬迁。库区淹没的是大渡河流域最富庶的农业区，也是四川省水土和气候条件十分优越和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当地农民原来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由于移民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普遍低于汉源搬迁区，加上赔偿标准低，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面临着贫困化的现实问题，而库区受影响的民众在整个项目的决策以及赔偿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不知情的状况，因此在工程及移民工作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引发了库区民众的极大不满以及和水电开发业主、政府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在20xx年导致了罕见的数万民众聚集的抗议事件。
汉源事件发生后，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作出批示，强调一定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一定要把移民的问题解决好。四川省委也在事件后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强调，“必须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认真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我们的干部要善于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充分尊重和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众受益的，或者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坚决不要实施。”但目前瀑布沟库区的移民仍然存在补偿标准低、安置条件差且政策不落实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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