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19世纪重要诗人。1837年初，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在决斗中惨遭杀害，沙皇政府和上流社会的狰狞面目震惊、震怒了莱蒙托夫。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俄国诗歌中最有力的诗(高尔基语)”《诗人之死》这一不朽名篇。诗人把自己公开摆在沙皇政府和上流社会的敌对位置上。因而一方面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放逐，而另一方面却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当时整个俄国文坛公认他为普希金的继承人，认为他是继承和发展普希金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杰出代表。1840年，他再度被流放，次年在决斗中被阴谋杀害，年仅27岁。
也就在他死时的这一年，他写的《祖国》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上。他在诗歌里十分诚挚而热情地抒发了对祖国“奇异的爱情”，明确否定了沙皇统治集团宣扬的那种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主义。通过令人感动也令人信服的形象描写，指明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同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诗歌发表后，别林斯基称赞它是“一篇最好的普希金式的诗”，杜勃罗留波夫也认为诗人达到了“真实地、神圣地、理智地理解对祖国的爱”。《祖国》不仅是莱蒙托夫最优秀的抒情诗之一，也是19世纪俄罗斯诗坛上的名篇。
整首诗共两个章段，重点为第二章段。总起来说，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其一，丰富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我们知道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之一。莱蒙托夫写着本诗时，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青年们正在展开对俄国的历史命运以及如何才算是真正爱国的辩论。按官方观点，爱国就是爱专制政体，效忠沙皇;斯拉夫主义者认为，爱国就要做温顺的臣民和虔信东正教;诗人则提出与当时舆论迥然不同的爱国论点“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
诗人这种祖国观被视为“奇异”，这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是并不奇怪的。首先是因为它一笔勾销了沙皇当局引为自豪的“用鲜血换来的光荣”，也就是沙丘尼古拉一世在对十二月党人的狠毒绞杀，对“霍乱暴动”、诺夫哥罗德村民起义等的血腥镇压，对波兰起义的无情扑灭，对高加索的野蛮掠夺等等。其次，是因为它全盘否定了“高傲的虔信的宁静”的心态。再次，则因为它从此不再迷恋东正教的那些远古时代神圣的传言。总之，诗人的视线从沙皇移向百姓，从愚忠移向觉醒。从古代移向未来。这就是莱蒙托夫的叛逆精神在祖国主题上而实现的重大突破，是莱蒙托夫祖国主题的总结和升华。
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一样，对沙皇统治下的农奴制的俄罗斯是憎恨的。他要向它告别。1841年2月诗人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以下的词句“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奴隶的国土，老爷的国土，/你们，卖身于权贵的人们，/还有你们，天蓝色的军服。”同时，他又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那里有美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老百姓。正如他在《祖国》诗中所描绘的那样。
诗人在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既没有用豪言壮语去赞扬祖国的光荣历史和赫赫战功，也没有用华丽词藻去称颂俄罗斯的名山大川、宝藏资源。始终描绘的是俄罗斯最普通的自然景色:草原、森林、河水、村落、夜色、灯光、轻烟、车马、田野、白桦、古昌、茅房、小窗……是普通人民的生活风情:露宿、醉酒、笑谈、吹口哨、舞蹈……这些俄罗斯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典型环境，最能激起对家乡的眷恋和爱国的情怀。诗人将自己对祖国真挚而深厚的爱和对俄罗斯大自然，对普通老百姓的爱紧紧地柔和在一起，使他们化为一体，这也正是诗人爱国主义感情的“奇异”之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指出“莱蒙托夫——不用说，具有极高的天分，很早便看清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并且懂得只有在人民中才能找到医治这些弊病的良方。他惊人的短诗《祖国》便是明证。他在这首诗中超越了所有的爱国偏见，合理地、真正地、睿智地理解爱祖国的含义。”
其二，十分鲜明的对照写法。诗歌用铿锵的音调、强有力的表达思想的手法、豪放独得的节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开篇的第一章就将两种爱国主义观呈对立形式告诉了读者:一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一种是虚伪的、华而不实的、脱离人民的(爱国主义)。诗人犹如竖起一面旗帜地在诗歌首句郑重宣告“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这“奇异”不同于统治集团的传统说教;这“奇异”是诗人真实的深刻的感受;这“奇异”是经过诗人的头脑深思熟虑而形成的。这种感情任何力量都压制不了，也不是任何别的情感能替代。俄国沙皇政府镇压国内外人民起义得来的“胜利”，用殷红的鲜血换来的“光荣”，都不能使诗人的内心得到任何安慰;农奴主对农奴制度坚固长存的信念和对东正教的迷信，他们“高傲的虔信的宁静”，也不能在诗人的心中激起任何希望的幻影;还有贵族民族主义者的复古倾向，他们虚构自己祖先的英雄业绩，用远古时代的神圣传说来炫耀自己，诗人全部漠然置之，而无动于衷。总之，诸如此类的虚假“爱国主义”都无法替代诗人对祖国的像烈火般炙热的“奇异的爱情”。
不仅如此，在诗歌的第二章段给读者的对照感仍然是强烈的。你看，诗歌的前半部分情调比较低沉，那凄清冷漠的沉静的草原、随风晃动的森林、村落间的小路、苍茫的夜色、荒村颤抖的灯光……给画面蒙上了一层阴郁幽怨的色彩。这是因为莱蒙托夫第二次流放高加索，在由北至南的途径中，看到了农业歉收，人民贫困不堪的情景。诗人的心田不由地笼罩上了一层乌云。然而诗歌的后半部分则情调突变，骤然开朗明快起来，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草原上过夜的大队车马，商业一片繁荣兴旺;打谷场上谷物堆积如山，呈五谷丰登气象;人民安居乐业，欢庆丰收，生活富裕，无忧无虑，这正是诗人所向往的情景，它象征着祖国富饶昌盛，人民安康幸福。于是诗人也和人们一道欢声笑语，畅饮酒醉，尽情歌舞，乐而忘归，感到无限的喜悦，而沉浸在无比慰藉的梦幻之中了。
其三，在表现手法上《祖国》也是独辟蹊径的。他一反浪漫主义空灵虚夸的诗风，改用了严格写实的笔法。如引人注目地采用了铺排(即我国古代文论所说的赋、比、兴中的赋:铺陈其事之谓也)技巧，给人以一种返朴归真之美，一种充满生活气息之美。全诗充分发挥了铺排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一诗段一连用了三个“无论”，第二诗段一连用了三个“我爱”(有的译诗用了五个“我爱”和六个结构相近的排比句式“惦记着……怀着……望着……覆盖着……看着……”)如奔流不息的江水，一浪高过一浪，汹涌奔腾，一泻千里，痛快淋漓地把长年累月积淀在诗人胸中的祖国情愫倾泻无余。对于一个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转折时期的诗人而言，《祖国》正是创作方法过渡的鲜明标志之一。
其四，富有明点或暗示的神韵。诗歌开宗明义的说“我爱祖国”。爱什么样的祖国，是爱沙皇的俄罗斯，还是爱人民的俄罗斯，是爱污浊不堪的上流社会的俄罗斯，还是爱清新美丽的自然界和乡村的俄罗斯，这是全诗明点或暗示的神韵所在。诗人在第一诗段中采用了暗示的手法，说沙皇的武功，人民的恭顺和远古的传说全都激不起他心中慰籍的幻梦。那么到底什么才能激起心中的慰藉的幻梦呢?诗人在第二诗段中便点明了他的幻梦到底是什么。原来就是凄清冷漠的茫茫“草原”，随风晃动的无尽的“赤林”像大海似地汹涌奔腾的“河山”……这鸟瞰式的宏观镜头。与此同时，他的诗的摄像机还拍摄了不少特写式的微观镜头，诸如乡间小道上的滚滚车轮，荒凉村落中颤抖的灯光，谷庄焚烧后的袅袅轻烟，那傲然挺立，闪烁着微光的白桦树……总之，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正是俄罗斯农村的典型景物的写照吗?
细心体会诗中美妙的神韵是开启诗人莱蒙托夫“奇异的爱情”的一把钥匙。
“有我”才能不盲从
――读莱蒙托夫《祖国》有感
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在1841年写下了抒发自己对祖国“奇异的爱情”的《祖国》。诗人借对俄国大地上最普通的，像草原、森林、河流、白桦、夜色，像灯火、马队、打谷场、草房、舞蹈等风土人情的赞美，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崇高的、纯洁的、非功利的、发自内心的、最本质的、“不知为什么”的热爱。这是一种真爱。如不联系创作背景，读者只会感到诗人对祖国的爱是热忱的，真挚的，还会感到诗的第一节诗人对“鲜血换来的光荣”“充满了高傲的虔信的宁静”，“远古时代的神圣的语言”的否定是极难理解的。
《祖国》创作的具体动机，教材已交代的很清楚：“1839年有位诗人（斯拉夫派诗人霍米亚柯夫）发表一首《祖国》的诗（“一首”后恐漏“名为”等同类词语），他认为俄罗斯的伟大就在于俄罗斯人民的温顺和对东正教①的虔信。沙皇集团的御用文人也曾借爱国主义来炫耀他们的文治武功，”（教材注①，引文中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由此，我们感到莱蒙托夫的爱国主义与沙皇政府宣传、称榜的“正统”的爱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是截然相反的，何以至此？缘于莱蒙托夫在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上做到了“有我”。
，莱蒙托夫《祖国》读后感（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