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论文：论解放思想与破除禁区

　　解放思想是在文革期间到文革结束的一段时间里迷信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解，解放思想就是破除迷信。中国当时最大的迷信就是“两个凡是”。“文革”十年浩劫结束，但由“文革”（或更早一些的反右）形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依旧统治着中国，“文革”并没因形式上的结束而结束。“两个凡是”的完整表述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⑴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小平同志鲜明而果敢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⑵，他在谈话中说，“两个凡是”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应当抛弃。正是得力于邓小平同志等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才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迷信来自本本、迷信来自教条、迷信来自禁区。“迷信盛行”不仅造成了体制机制的僵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们没有独立意思、没有批判思维和没有创新精神的“万马齐喑”，这就是“雷池”和禁区。正是因为禁区的存在，加之我们曾经的非常严厉的打棍子戴帽子⑶，随大流就成了普遍的选择，敢于挑战本本、敢于冲破禁区的人就成了“大逆不道者”。因此，解放思想其实是与冲破禁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先触及思想领域、体制领域“禁区”的人正是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⑷（凡未注引文的均出自这篇文献）。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因此需要全党全民通过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冲破思想的牢笼――这就是解放思想的背景之一，同时也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之一。这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关于“禁区”和“打破禁区”的提法。紧接着第二年的1979年3月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并强调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继续他关于“禁区”和“打破禁区”的说法。他指出，在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禁区太多”⑸。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陈说呢？因为许多“本本”、“教条”以至迷信，其实是从设制禁区开始的。现举一个经济体制方面众所周知的例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三根支柱来支撑的，一是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凡与这三根支柱相背的就是“反社会主义”。而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到其建立，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其中有多少禁区，又有多少曲折和磨难！

　　中国自改革开以来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冲破禁区所赢得的。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正是在计划经济较薄弱的农村打开的，而在农村冲破原体制设制的禁区是在所有制（或所有制的实现方式）上取得的，即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立下的契约开始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一股蓄势待发的冲击禁区、打破迷信思想解放浪潮已经到来，起点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集大成者应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在全会上着重讲了四个方面：一、解放思想；二、民主；三、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讲话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解放思想，而且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什么呢？由于本本、教条和禁区太多，导致整个执政党和整个民族思想僵化。那么“思想僵化”引出的问题是什么呢？邓小平说了一段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好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给了这篇讲话极高的评价。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⑺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和重新学习这篇重要文本，既让我们更加了解改革初期的复杂局势和艰难险阻，更坚定了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和破除迷信的决心。温家宝同志在十一届人大会结束答记者问时，按照党的十七大对解放思想的总体要求，重申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温家宝同志说：中国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将永不停止”,而且要从三个方面继续深入。一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⑻在这“三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信息：改革开放进入纵深地带仍然要反对本本主义、破除迷信，同时提倡并号召全党和全民应培养起独立思考精神。也就是说，尽管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谱写了“自强不息、顽强拼奋进和新的壮丽史诗”⑼，但是，本本、教条和迷信仍然是我们继续前行的重大障碍。

　　那么哪些是或可能是今天的本本、教条、禁区和迷信呢？

　　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对此的论述。

　　一、关于党内民主和民主。由于党内民主在文革中被践踏，“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且还冠冕堂皇地冠以“党的利益”、“党的纪律”，因此邓小平指出，首先“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⑽为什么要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就是要还民主于党和还民主于民。因此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⑾，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的权利”、“党员的权利”得到保障，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这样的保障是“必须”和“坚决”的。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是需要一种场景一个平台，这种场景和平台，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民主本身。换句话讲，只有实现了民主，解放思想也才有了保障。尽管民主与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⑸。为什么邓小平如此重视这一问题呢？原因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⑸。其实，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而且实行起来又艰难无比。十七大报告中则把人民民主上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⑼。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民主的重要论述，我们对民主的期待不能止步于“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而是应在邓小平开创的理论和实践上，让关于围绕民主所设置的教条、禁区和迷信不再成我们大力推进民主的障碍。

　　二、关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不过，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实绩却是在经济上首先得以突破的。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在经济体制所进行的改革是有目共睹的。它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让中国人切实受惠，而且惠及世界，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尽管我们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待改善的地方，尽管世界一些势力还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持观望、怀疑、嫉妒态度，但没有人否认中国经济连续增长所创造的奇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也有过许多深入思考，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中期，小平同志对此有过许多论述。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全面地论述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⑿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经济体制的改革出了问题是因“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⒀引发的。因此，“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⒁。

　　三、关于思想领域。孔子就曾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⒂，无论是西汉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还是清朝的文字狱，以至到了文革期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都是对思想的控制与钳制。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的狂飙猛进，正是从人本和科学两个层面展开的冲破思想牢笼的思想解放。在那个时代，所有禁区都在冲击之中，所有迷信都可以打破。从中国近现史上看，倘若不破迷信不打破禁区，就没有荡涤陈旧礼教的五四运动，也就没有新文化文化的兴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伟大结合。在思想领域里，思想解放的先驱们，外国人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中国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他们除了敢去盗天火外，也敢于“以身试禁”。邓小平同志更为我们树立起了一面敢破禁区敢反迷信的旗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就用平实的话阐明了这一道理。邓小平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于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同时，邓小平还号召并鼓励全党和全民“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为什么邓小平会这样大声疾呼呢？在他看来，“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⑸邓小同志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是其它别的什么原因，“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⑸。当我们改革开放的巨轮已驶进二十一世纪，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时，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在三十年前的这些讲话，除了再次感到震撼外，我们也感受到思想领域里冲破禁区、打破迷信仍然任重道远。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便号召全党和全民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⑼，温家宝总理也重申“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