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位游客，你们好！现在我们就要到达侗族文化中心—黎平。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红军长征及在黎平的情况。
1930年至1931年9月，中央红军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一起，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胜利地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抛弃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采用冒险主义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他们不顾敌人在装备上、人数上大大优于红军的实际情况，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红军善打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无法发挥，使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18日，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中国革命史上难忘的一天！这天，中央红军分别从江西省的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福建省汀州等地出发。毛泽东带领中央三队从江西于都出发，迈开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计划要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采取“甬道掩护”、“大搬家”式的夺路突围方式，抬着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每天只能行走一二十华里，使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堵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至1934年12月初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时，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二，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859人（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在到达湖南、贵州边境时，减少到3万余人。
此时，蒋介石已完全知道中央红军转移的意图与转移的路线，遂在红军北去湘西路途上调集了14个师共约16万多人的兵力，布成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尾追红军的桂军2个师约6万人也紧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工农红军到底往何处去？中国革命将如何开展？是继续按照“左”倾领导所坚持的要中央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让苦战两个月、战斗力与战斗人员异常削弱的红军，去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硬拼，还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这是关系到红军队伍和革命的生死决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再次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为向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贵州进军，并争取主动创造战机，打几个胜仗，使苦战两月跋涉千里的红军部队能稍事休整。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既大胆而又稳妥，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得到周恩来、朱德及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如风雨夜中的一座灯塔，给红军指明了方向，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拥护，使人们重新拿起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前进方向，不去湘西，而调头西进贵州，进入苗岭山脉。
1934年初冬，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黔东南有汉、苗、侗等30多个民族，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南部，大部分地区海拔500至1000米，山川纵横，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当时人口有80余万人。统治贵州的地方军阀只为中饱私囊，使地方经济凋敝。此时贵州的军阀王家烈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主持贵州军政。他与蒋介石及其他军阀矛盾重重，时常兵戎相见。
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及贵州军阀间派系的矛盾，大大削弱了他们在贵州的统治力量，也大削弱了他们的防堵红军入黔的力量。
当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进到湘黔边时，蒋介石曾决定以其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率参谋团进驻重庆，统帅川黔各军阀部队堵截红军，并直接电令王家烈部到黔东南防堵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因此于11月上旬在贵阳召集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官员开会，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红军进行防堵。会议决定，乌江以北的防备由侯之担负责；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负责东路的左翼防务；王家烈所部担任乌江以南东路的右翼防务。
王家烈的计划虽然如此，但当时能指挥得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2个师15个团，外加侯之担的4个团和犹国才勉强同意抽出的2个团，共计21个团的兵力，而王家烈15个团的大部又被红军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犹国才另有打算，迟迟不肯派兵。直到12月中旬，中央红军打到贵州边境时，黔东南的黎平、从江、锦屏、天柱等几个县，才只有黔军2个团又2个营以及一些“民团”防守。这当然不堪红军一击，更不可能阻挡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1934年12月12日至14日，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县陆续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红军左路纵队三、五、八军团及军委纵队于12日从湖南通道县播阳出发相继进入贵州黎平。
编入军委纵队干部团休养连的毛泽东于12月15日抵达黎平。毛泽东在行军路上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商谈了许多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形成了区别于“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为此，中央专门就毛泽东关于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主张召开了两次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一是通道会议，使中央改变行军路线，改向贵州进军。二是黎平会议，使中央改变了前进目标，作出了进军黄平，到遵义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到达黄平之后，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促成了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从组织上限制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为毛泽东的复出打下了基础。后来张闻天和王稼祥分别被毛泽东赞誉为“开明君主”和“有大功”的人。而这段历史后来也被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进入草坪、洪州的毛泽东看到了一幕惨景：一对讨饭的侗家母子，10多岁的小孩跪哭在饿死的母亲身边。毛泽东扶起小孩，拭去泪水，叫警卫员小陈拿来毛衣、布鞋给小孩穿上，让红军战士掩埋了饿死的妇女，小男孩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卜佬呀，瑶佑当红军，袖瑶呀！”（伯伯呀，我要当红军，收下我吧！），毛泽东含泪点头，一名侗族孤儿就这样跟着毛主席走上了革命征途。
军委纵队进驻洪州草坪村时，司令部设在寨边一位60多岁的侗族石大爷家。晚饭时，石大爷看见红军同志吃的是粗茶淡饭，好几个人共吃一个菜，就象百姓几兄弟合伙做工吃饭一样。很受感动，拿出自家的腌鱼和酸广椒给红军吃。朱总司令一再婉言谢绝，并向石大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对石大爷说道：“大爷的盛情我们都领受了，不过，吃你的东西要讲个条件，我们吃大爷的菜，大爷要收我们的钱，‘有往无来非礼也’，一家人嘛就要有往有来嘛。”
几十年来，毛泽东、朱总司令在洪州的感人故事一直在洪州群众中传为佳话。
红军左路纵队继续向岩寨、下温、平甫、地青、中潮、佳所、平坝、两路口行进，在羊角岩击溃黔军守敌，于15日进入黎平县城。
在中央红军进占黎平县城前，县城的群众听到红军快要进城的消息，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准备迎接红军。两个月前红六军团西征时路过黎平，这里的群众曾听到红军宣讲革命道理，亲眼见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知道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群众自动组织起三四百人，列队来东门外10多里的地方，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迎接红军大部队入城。
为进一步确定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闻天、李德等及应邀列席的军团负责人。会议中心议题是：战略方针、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中共中央委员会总负责人、书记处书记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汇合二、六军团与强敌硬拼，毛泽东主张甩掉重兵围堵，避实就虚向黔北发展。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斗争异常激烈。毛泽东审时度势分析敌情，有理有据地驳斥和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建议中央政治局：一、放弃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敌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进军。二、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三、中央政治局相应作出新的战略方针之决定。毛泽东这席石破惊天的话震撼人心，让在座的多数人所折服。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其正确主张予以支持。经会议表决，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讨论并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黎平会议因“三个第一次”，在中共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是黎平会议是长征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二是它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三是它第一次结束了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挤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转而赞成、支持、拥护其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他的领导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黎平会议、侗乡黎平，从此成为伟人毛泽东人生旅途、革命征程中一段深刻而重要的历史记忆。因为毛泽东，因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多年后，黔东南的黎平也被浓墨重彩地写入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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