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阅读复习之四实用类文本阅读训练一（教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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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夜，山西省榆社县西马乡新村43岁的陈东生(化名)服毒自杀，原因是他“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

8天之后，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因为女儿的高考分数达到了二本录取分数线，自己又无力凑够学费，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农民李海明在家中上吊自尽。

为何悲剧总在收获的季节里重演?高考贫困生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更需要哪些帮助?

   5月10日---6月20日，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监督和指导下，北京锐智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高考贫困生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本次调查覆盖北京、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山西、四川等11个省(区、市)的16所高中，共回收贫困高考生问卷322份，高中教师和校领导问卷89份。

调查显示，82．3％的贫困高考生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支出大。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生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入不敷出，有81．0％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

在农村，因子女教育花费大而造成家庭致贫、返贫的事早巳不是新闻了。江西省赣州市某村的一名考生家长说，以前指望孩子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现在发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费一路看涨，不少家庭供到半路，就揭不开锅了。村里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赚钱的孩子

越来越多了。

在调查涉及的地区中，贫困生约占32．7％，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品学兼优者占52．2％。调查发现，11．5％的贫困生在高中期间曾经辍学，12．7％的人囚交不起学费可能放弃上大学。

调查中，62．8％的高中教师认为，能否支付大学第一年学费往往决定着贫困生能否圆大学梦。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六成贫困高考生表示自己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的学费。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2．5％的贫困生认为自己能考上二本以上院校，80．3％的贫困生认为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

“我听说大学里有助学贷款，还有奖学金。我先贷款，再挣奖学金，假期还能想办法打工赚钱。”家住沂蒙山区的张慧今年9月就要成为山东大学的学生了，头一年的5000元学费是父母东拼西凑筹集的。对于未来，她充满了信心：“已经考上了，再难都要熬过去，往后就能替家里分忧了。”

和张慧一样，由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已经被33．8％的贫困高考生认为是最有效的资助方式。相比之下，最贫困的那部分人(25．5％)，明显对社会经济资助更为渴望。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近些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不断提高助学贷款的总量，但却无法满足同样逐年增长的贷款需求。有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8月，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约1562万人，其中贫困大学生奶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截至2005年12月底，在全部大学生中，获得助学贷款者的比例仅占14．6％。这说明，约有178万贫困大学生未能取得助学贷款。

本次调查发现，有些人是主动放弃贷款和社会资助的。家住安徽省固镇县马林村洪庄、就读于固镇一中高三(10)班的张莹莹在调查中说：“不想申请社会资助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我会尽量靠自己的能力和亲戚的支持完成学业的。”

面对上大学后将面临的经济困难，94．7％的人表示“进入大学后将争取获得奖学金”，88．2％的人“希望通过勤工助学获得一定收入来补贴生活费”。还有部分学生表示，大学期间要省吃俭用甚至假期不回家，以降低生活开支。

1．结合文中调查，简要概括高考贫困生的生活状况。
[答案示例]  多数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的学费；多数贫困生晶学兼优，认为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多数贫困生渴望得到社会经济资助，对未来充满信心。

2．文章开头的悲剧令人痛心，结合全文分析，如何避免悲剧在收获的季节里重演?
[答案示例] 贫困生家庭要正视困难，做生活的强者；政府要早大量提供助学贷款；完善社会救助机制，维护受助者的自尊。
3．本文在新闻调查情况的表达上有什么特点，这样表达有什么效果?
[答案示例]  主要使用百分数表达调查的情况，这样便于直观看出每种调查情况涉及的人数比例，某一问题的普遍程度。

4．调查中有位同学说“不想申请社会资助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高考贫困生该如何消除这种想法，社会该为此做点什么?

 [答案示例]  高考贫困生要认识到贫困不是自己的过错，没必要为此背负过重的精神负担，贫困是奋斗途中的困难，寻求援助是正常的事；社会救助要规范化，它不是随意施舍，要充分考虑受助者的自尊。

（三）阅读下面的一篇时评，完成21—23题。

“超女”是一剂精神蒙汗药

原文化部部长，现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先生，因为日前高调批评“超女让年轻人受到毒害”，并强烈主张“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4月25日《华夏时报》），而在社会以及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论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先生没有被聘为“超女”评委的酸葡萄心理而已，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以己度人，刘先生闻听此言，一定会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但刘先生的批评也确实存在盲点。他仅仅是笼统地指责“超女超男玷污艺术”，呼吁“要让人民不断接触高雅艺术，提高审美层次”。然而关键在于，何为“低俗”，何为“高雅”，这本来就是一个因为每个人的审美偏好不同而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他提出的让“管理部门”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的主张，更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前高级行政官员的思维惯性和惰性。

那么，“超女”问题的要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在于它用华丽的包装、宏大的场面、成千上万“粉丝”的积极参与，共同营造了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现代神话。这个神话在客观上起到了遮蔽青少年面临的真实社会问题、麻醉他们心灵的作用，说是一剂精神蒙汗药也不为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的年轻一代，面临许多困扰：如升学、就业、因为买房而下降为“房奴”、因为生病而变为赤贫、跻身于中产阶级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从大学生的工资逐渐和农民工趋同这一趋势就可以看得出来）等。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成因？

在我看来，个人的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好，仅仅是诸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需要青年们直面它、严肃认真地思考它、并本着对个人、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起动手来解决它。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们并无捷径可走。

但“超女”这个“丑小鸭变天鹅”的现代神话，其所传递的全部暗示却是：并不需要这样累，只要成名，所有这些问题就全部自动消失，而成名却是人人可能的。你看那些今日大红大紫的超女们，一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嘛！

在这样一个神话面前，所有严肃认真的思考，都显得十分可笑，所有试图通过推动社会进步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其成本都显得过于昂贵。显然，年轻一代服了这剂蒙汗药并沉沉睡去，对于那些能够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剂蒙汗药害处多多，但超女本身是无辜的，她们仅仅是做了别人的工具；成千上万参与其中的“粉丝”们也是无辜的，他们仅仅是在追求快乐；甚至连策划、主持其事的公司和电视台，也是无辜的，他们仅仅是在追求利润。超女神话可以说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社会通过“复杂的共谋”共同制造出来的。而那些像刘忠德先生这样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及时出来大声疾呼，唤醒青年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无保留地反对用行政手段禁止“超女”。因为禁止“超女”，并不能自动导致年轻人的觉醒；而在年轻人真的觉醒并看穿了神话的非现实性和不可复制性之后，“超女”也就回归于娱乐本身，不复有蒙汗药的危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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