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良：《杜十娘悲剧探因》

杜十娘悲剧探因
江苏省如皋中学   刘国良
(发表于《语文学刊》2006年第12期)         “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面对波涛汹涌的江水，杜十娘发出声嘶力竭的斥责，泪洒千行，纵身入江，将她的失望、痛楚、愤怒定格于古典文学的画框之中，留下千古遗憾！对杜十娘的悲剧，一些论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当时的社会制度, 认为是“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那无形的血盆大口吞噬了她”①，（李杜的爱情故事）“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是李甲和杜十娘的矛盾，而实质上却是杜十娘美好的生活愿望与当时社会制度的矛盾”②……但细读作品，我们以为李布政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杜十娘悲剧的“罪魁祸首”，造成十娘悲剧的乃是李甲卑贱的人格和懦弱的个性，李甲才是十娘悲剧的制造者。
     诚然，在李杜爱情关系的整个进程中，从当初十娘“有心向他”，李甲“惧怕老爷，不敢应承”，到最后李甲以“老父位居方面，拘于礼法，况素性方严，必加黜逐”为由，将十娘卖给孙富，对父亲的惧怕始终萦绕在李甲的心头。这似乎就是人们将矛头指向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主要依据。平心而论，李布政身为一省之布政使，在当地也可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闻知儿子在外眠花宿柳，不务正业，在家发怒，写信斥责，敦促回家，也是情理之事。“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亲，这样的斥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可以说李布政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就成了李杜爱情关系的最大障碍呢？显然不是。从小说人物的言行以及与历史的比照看，李布政以及他所代表的封建势力还是有接纳十娘的可能的。
      首先，从李甲的言行看。十娘初见李甲，见其忠厚老实，便有心嫁他，李甲心里是“惧怕老爷，不敢应承”，但行动上却是“情好愈密，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如果说李甲一开始就清楚无论怎么努力，父亲这一关肯定过不去，自己追求的是一桩没有结果的婚姻，他的这一行动又该作何解释呢？是倾慕十娘美貌，逢场作戏，厮混一场，按照商业运作完成一桩交易？从以后的情形看，显然不是如此。与十娘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在李甲是断然不能不审慎思量，内心作一番激烈斗争的。而斗争的结果却是“海誓山盟，各无他志”，说明李甲心里并不是太在意封建势力的束缚，他坚信情感的力量强于封建羁绊。父亲催他回去，他是“终日延挨”，能拖则拖；而“父亲在家发怒，越不敢回”，这从他后来与孙富的交易可以看出，主要是担心金钱没有用在正途上会被父亲责骂。鸨儿的奚落，十娘的主动，激起他争取幸福婚姻的勇气，于是放下公子哥的架子，连日奔波，遍求亲友，去借取那获得婚姻幸福的300两银子。虽然这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但赎出十娘，成就婚姻的信念却没有动摇。难道在那六天当中，借贷无望的遭遇没有让他想到家中还有个“性严”的老父和父亲背后的封建势力？当两人准备离京，十娘问他日后打算时，他心里并不是一点盘算都没有，“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言下之意，要得回家，须等到父亲气消，硬闯家门，显然不是上策。故当十娘为他出主意，让他先回，求亲朋好友劝解父亲时，李甲的回答是“此言甚当”。如果说是心中一点底都没有的话，他还会贸然登车，草率启船吗？即便是在孙富离间之时，他也只是说“贱室不足虑，所虑者，老父性言，尚费踌躇耳……候家尊回嗔作喜，然后图归”。“费踌躇”仅是道出当时心中的顾虑而已，并不表明他对说服父亲完全绝望。只不过由于他懦弱的个性，加之孙富将他这一顾虑故意扩大、渲染，才使这个本来就缺少主见的公子哥意志开始动摇罢了。
      其次，从柳遇春对李杜婚姻的态度看。起初，柳愚春对李甲欲赎十娘，也曾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认为是“烟花逐客之计”，但当其得知十娘为争取自由、幸福拿出150两银子时，他由衷发出“此妇真有心人也”的惊叹，并欣然答应帮李甲筹措另外的银两。可以说柳在促成李杜婚姻之事上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柳遇春既然是李甲的同乡兼好友，应该对李布政的为人及家乡浙江的世风有所了解，如果他也认为李父是绝对不会承认一个妓女做儿媳，他还会“因风吹火”，成人之美吗？他似乎应该用《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廖山甫劝说好友张浩“岂可恋一时之乐，损终身之德？请君三思，恐成后悔”之类的话去劝李甲。对柳的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好友间的义气用事，不然，柳在当时不就遭到了主流思想的谴责、封建势力的痛斥？显然，在柳的心中也没有把李父所代表的封建势力看成是什么障碍。
      再次，从历史与现实的比照看。郑元和、李娃的故事发生在唐天宝年间。郑元和是刺史的儿子，起初郑父也因其行为辱没门风，一路追到长安，将儿子打得遍体鳞伤，并毅然断绝了父子关系。后来郑元和金榜及第赴成都任参军，父亲终究还是接纳了李娃做儿媳。“三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则发生在明正德年间。王景隆是堂堂礼部尚书的儿子，在京城结识妓女玉堂春，私定终身，三万两银子花光，又遭鸨儿暗算，成为乞丐，流浪街头，后辗转回家，怕被父亲驱赶责打，央求两位姐夫说情。老父爱恨交加，老泪纵横，一百杖的责罚也在家人的分摊下不了了之。故事的结局是玉堂春终成景隆之妾。以上这两个故事，虽然同样受到封建势力的干预阻挠，但都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明万历以前，已有官宦子弟娶妓的先例，封建势力与人们追求真情、幸福的冲突始终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如果说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过于看重门风，难道刺史尚书就不看重门第声望，万历以前的封建势力就有多么软弱吗？“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③，封建势力再强大也有奈何不了真正爱情的时候，而这正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小说结尾有关社会群体心态的描绘更是耐人寻味。众人“无不流涕，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倖”，“旁观之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群体心态反映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娶妓也是嗤之以鼻的话，那决然不会出现“唾骂”“争欲拳殴”的场面。
      再说当时的社会制度。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封建制度竭力压抑着人性，“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潮。《明会典》就这样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罚亦如之。”但是这种禁规却在中后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江南手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萌芽悄然出现，市民意识唤醒了封建压抑下的人性，它的冲击波甚至使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迹象，使得封建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失去淫威。上文提及的王景隆就是一个冲破封建制度禁规的最好例证。
      这种新旧价值观念的对立反映在经济领域便是整个社会日益看重金钱的作用，金钱能够改变一切，变不可能为可能。小说中多处写到了金钱的魔力。李甲“入监”靠的是钱，遇十娘靠的是钱，遭鸨儿奚落是因为没钱，卖掉十娘还是因为得到了那可以搪塞父亲的“不曾浪费分毫”的金钱……而百宝箱更是云集了社会的价值认知，因此，“作者通过孙富对李布政不接受儿子回家个中原因的分析，通过李甲得孙富授计后‘茅塞顿开’的心态和发现杜十娘有百宝箱之后的悔意，通过十娘对前程的设计和安排等种种细节，告诉我们百宝箱可以使李布政接纳杜十娘，金钱的力量压倒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布政使的门槛在身为妓女的杜十娘面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④。可见封建制度阻碍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如此看来，造成十娘悲剧的决不是李布政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而是李甲。
      小说开篇向我们静态介绍李甲仅寥寥数语，“忠厚志诚”、“性本温克”。平面化的介绍不足以看清一个人，只有透过人物的言行才能探析其灵魂深处的东西。正如刘再复所说：“所谓表现灵魂的深邃，就是应当透过人物性格表层的东西而完成一种艺术发现，即发现用单一的、机械的审美眼光无法发现的、更为深刻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蕴藏在人的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丰富复杂的内容。”⑤细窥李甲，其性格的深层结构中实在有太多的缺陷。他缺乏主见，没有自我，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信。柳遇春说：“此乃烟花逐客之计”，他回答是“仁兄所见良是”。这种主见缺失的弱点，在面对孙富的离间之时，更是暴露无遗。如果说开始时他对孙富所说的十娘是“借兄之力，挈带而来，以为他适之地”所作的回答（“这个恐未必然”）也算是一种暧昧的否决态度，还有点“自我”的话，那么面对孙富夸大其“何以立足于天地之间”的后果时，李甲表现出“茫然自失”，则已是完全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自我。待孙富吐露出真正企图，李甲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顿开茅塞”，全然将十娘的命运交由一个萍水相逢之人处置，懦弱无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不可思议。更为可笑的是，他把十娘卖了，竟然还想得到十娘的“心肯”，真是岂有此理！“哀莫大于心死”，难怪杜十娘在认清其卑贱的人格后会伤心之极，自沉江中。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