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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明理学形成的历史条件
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成熟的历史条件。
第一,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以北宋的周濂溪、邵康节、二程和张横渠,到南宋的朱子、明代的阳明、明末清初的船山,分别集道学、心学与气学之大成。韩愈对于佛教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李翱的"性情说"以"性善情恶"论为儒家性善论作出的新论证、"复性"的思维方式和把儒学当作"性命之学"的观点,以及融汇儒佛的做法,使理学家们深受启发。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会"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第二,理学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派学者相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的学风,才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第三,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
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老二家的压力。理学的产生即是在回应佛老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老入儒的成果。
第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自汉末以来,国事纷乱,道德颓丧。即使未读史书《三国志》,熟悉三国故事者对此也会有感同。唐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但人伦破败,世风日下。单以唐代王室为例,荒淫无耻,乱伦败德,父子兄弟相残,层出不穷。唐宋之际,异族崛起,列国纷争,史称"五胡乱华",各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也渗透到汉文化之中。总体上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在文化上处于纲常松弛,道德式微的状况。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对于理学家忧国忧民忧文化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我们应该充分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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